走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docV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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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

走运的钱穆,背运的陈寅恪 读名人传记,常感到造化弄人。有的人,命运真是出奇的好,一辈子就像一件件好事都在前面等着他;有的人,命运好像专门跟他过不去,意想不到的倒霉事都让他碰上。每想到陈寅恪与钱穆两位先生,这种感觉就特别强烈。 作为同是大师级历史学家,年龄仅相差五岁,且社会提供的历史机遇也大致相同,其命运的好坏却判若云泥,真是不能不叫人感慨唏嘘。 在中国,就家学渊源、学问渊博与通晓语言文字种类之多,综合而论,能赶上陈寅恪的怕是还未有,谁会怀疑他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上,不会有惊人的大成就呢?事实却不然,他的学术之路真是坎坷晦暗。似乎命运女神总是躲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不断给他挖坑设绊子,令他跋前踬后,学途蹭蹬。 陈寅恪做学问的方法有些与众不同,怕也是图省事。那就是在博览群籍的时候,顺手把有关资料,以及自已的考证、注释、心得,写在主要书籍的书眉上。久而久之,这些书籍就成了他的笔记与资料库,待时机成熟,稍加整理,一本本学术专著就面世了。陈寅恪从1927年到清华任教,到七七事变的十年间,除发表50多篇学术论文与序跋外,其未来的学术著作,基本上都在这些写满眉批的书籍上了。因而,书籍就是他的学问之所在,丢失了书籍也就等于丢失了自已的学术专著。然而,丢失书籍的意外却一次接一次地发生了。 1937年7月,日军进占北平,清华南迁,与北大、南开合办长沙临时大学,陈寅恪因料理父亲丧事,于11月初才举家仓皇离京。离京前,他将一批重要书籍装进书箱,托友人寄往长沙。待他半个月后到了长沙,书籍尚未邮到,可战火已经逼近,临时大学再迁云南,他只好携一家大小再次登程南下。待他离开后,书籍邮到,却在长沙大火中一本无存。1940年暑期,陈寅恪去香港探亲,并等船赴英以应牛津大学之聘,终因二战爆发未能成行,困居香港。后在全家返回内地途中,两木箱随身携带的书籍又遭盗窃。据说这是两箱更加珍贵的书籍,所以这一次打击更大,等于多年心血彻底付诸东流,令陈先生精神几达崩溃。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很是叫人哭笑不得。1955年,越南华侨彭禹铭写信告诉他,说在海防旧书肆买到他当年被盗的两册新五代史批注本,准备寄还给他。陈寅恪自然十分兴奋,盼望着书籍寄到就可据此著作。接着的消息叫他有些失望,当时的越南政府不准书籍出口,邮寄暂时已不可能了。接着又有消息来,彭家遭遇兵火,此书同遭劫灰,这就令他彻底绝望了。唯一失而复得的书箱原物,只有一部《论衡》。但陈先生说,此书只是为把书箱填满,随手放置其中,“实非欲带之书也”。看一看陈先生是不是倒霉透了? 也就因为这两次书籍丢失,资料散佚,学术研究也只得舍难就易,退而求其次,素怀抱负的“塞外之史、殊族之文”是不能再论述了,也只能“姑就一时理解记忆之所及”,草率成“稿”,不敢曰“书”。 再说陈先生的身体。对于一个做学问的人,失去了眼情,也就等于失去了读写能力,要想做什么缜密艰深的大学问是不可能了。可正值人生壮年,陈先生就有一只眼睛出了问题,到了1944年岁暮,另一只眼睛也不行了,虽经及时手术而丝毫没有效果。几个月后抗战胜利,英国皇家学会约请他赴英治疗眼疾,牛津大学议续前聘,他强扶衰病前往伦敦,以希重见光明。可惜,眼睛已为庸医手术所误,视网膜已皱在一起,复明全无希望。既为瞽者,也就无法再应牛津教席,回国再入清华。 陈先生的最后二十年,寄命岭南,不甘自废,凭着原先的饱学博闻,在助手的帮助下继续读书著述,其艰难可想而知。但唯一的一部最能展示其考证长才的《论再生缘》,只能自已掏钱印了个油印本在朋友间流通,最早为香港及海外学人所看重;于1956年就编好的史学论文集,本拟由中华书局出版,竟因个别提法不合口径而被搁置;花十几年苦功完成的近百万字巨著《柳如是别传》,也照样是“盖棺有日,出版无期”。难怪他晚年深自感喟:“呜呼!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陈先生去世后,倒霉的事依然没有了结。别人在“文革”中抄没的书稿,大多在“文革”后归还。可他的口述自传未定稿《寒柳堂记梦》与三册诗稿,至今也没有下落,而这对研究陈寅恪其人其文,都是十分宝贵的资料。 说起钱穆的命运,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副面貌了,犹如上帝时时都在眷顾他,成全他。钱先生从1923年任教无锡三师开始,几乎就是讲一门课就有一部著述出版。与陈寅恪相同,他也随清华南迁,颠簸辗转,经香港等地到昆明,到成都,但所携书稿资料丝毫未损。在西南联大,唯有他与众不同,特立独行,除每星期去昆明授课两天以外,其余时间则卜居宜良山中,潜心撰写他的传世之作《国史大纲》,所据稿本,即南下所带出的五六本资料。书稿完成,虽是国难当头,却得以顺利出版。一年之内既在上海出了商务版,又在重庆出了国难版。然后,他以探母之由回苏州故乡,化名梁隐,藏身废园,于动荡离乱之中继续读书著述,并补习英文,先后完成了《史记地名考》、《先秦诸子系年》等重要著作。及抗战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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