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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证地对待现代性 ———“西方马克思主义”给予我们的启示 陈学明 当前中国确实面临一个如何对待现代性的问题。是置现代化所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于不顾,继续沿着原先的路走下去,把西方的现代性理念和现代化的道路照搬过来,让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彻底经历一次西方式的现代性“洗礼”,还是因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经受了某些痛苦,干脆放对现代性的追求,使中国成为一块置身于世界之外的“非现代化的圣地”? 我们知道, “西方马克思主义”曾经就现代性提出过系统的理论,他们中间的不少人是以批判和论述现代性著称于世的。在现代西方形形色色的现代性理论中,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有其独到之处。 一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的特点在于,它在激烈而愤怒地揭露在当代社会里现代性的负面效应时,并不全盘否定现代性对当代人的积极意义,并不把现代性的负面效应完全归结于现代性本身逻辑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希望现代人放弃对现代性目标的追求,而是要人们对现代性加以“治疗”。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直接强调要辩证地对待现代性,反对把现代性视为不可救药,从而提出现代性的“救治”方案的是哈贝马斯。哈贝马斯批判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但不认为现代性、现代化运动、现代文明社会已不可救药。他说,我们要像马克思对待黑格尔那样对待现代性, “务必小心翼翼,切莫将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 然后再翱翔于非理性的天空”[1 ] P37 。他认为,现代性是不能抛弃的,需要的是救助它。他向世人公开宣布自己“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于后现代主义和反现代主义”[1 ] P56 。 哈贝马斯认为,拯救现代性的唯一出路是由主体哲学转向语言哲学,由工具理性批判转向交往理性, “把研究的重点从认识的—工具的合理性转向交往的合理性”[2 ] 。他把交往理性概念作为理解现代性的普遍范畴。在他看来,交往行为概念的提出,不但使人们真正了解了现代性出现危机的根源,即不是由现代性本身造成的,而是由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交往理性与工具理性之间的不平衡关系造成的,而且使人们找到了摆脱现代性危机的道路,即发展交往理性。他认为,到目前为止,现代性是以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为其实现形式的。而现代性之所以是“一个未完成的方案”,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无法完全释放现代性的理性潜能。正是从这里他引出了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结构的必要性。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形态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在对待现代性的问题上,完全继承了哈贝马斯和一些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它不像后现代主义那样,对现代化运动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是把现代化运动中的负面效应与现代性本身区别开来,要求走向“更现代主义的世界观”。它具有强烈的修复已经崩溃的现代性,继续追求文化、社会和经济领域的现代性可能性的动机。 最负盛名的“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者高兹在其著名的《经济理性批判》一书中提出要为现代化确定一个界限,认为现代性的问题不是出在自身,而是出在越出了自己的范围。他说道,“我们当今所经历的并不是现代性的危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是需要对现代化的前提加以现代化”,“当前的危机并不意味着现代化的过程已经走到了尽头,而我们必须走回头路。倒不如说具有这样一层含义:需要对现代性本身加以现代化”[3 ] P1 。他还指出:“‘后现代主义者’所说的标志着现化性的终结的东西,以及所谓的理性的危机,实际上是那种选择性的、片面的合理化,即我们称之为工业主义的东西赖以确立的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的危机。”[3 ] P2 高兹强调现代化的过程并没有完成,而业已确立的现代化的界限正被不断突破。危机不是现代性本身,而是其准宗教的非理性的内容。高兹认为,如果坚持当前的危机就是现代性的危机的观点,那么我们就必然处于对过去的怀旧的伤感之中,而不能赋予那些引起我们过去的信仰崩溃的变革新的含义和方向,从而也就不能从危机中走出来。现在关键的是要改变对现代化的观念,即那种把现代化视为没有界限的、可以漫无边际地加以突破的旧观念。他说, “我希望证明现代化具有本体论的和存在论的界限,证明这些界限只有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才能加以突破,而正是这种伪合理化、非理性的手段,使合理化走向了反面”,“这里我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给我们能加以现代化的领域划定界限”[3 ] P2 。所谓划定界限,就是确立在现代化过程中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以做的,而不像现在那样什么都可以做。 二 人们总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法兰克福学派说成是反科学技术的。实际上,这也是个误解。确实,拿法兰克福学派来说,从1932 年霍克海默发表《对科学的发觉及其危机》一文起,历时数十年,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对科技理性的批判,而且他们往往把对科技理性的批判与对科学技术的消极的社会功能的揭示结合在一起。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