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新探索 .doc

从历史形态走向理论形态 ——兼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 彭玉平 （中山大学 中文系，广东 广州 510275） 〔摘要〕把古典形态的历史上的文学批评整理为现代形态的文学批评的历史，是20世纪批评史研究界的主要贡献所在，本文追溯了20世纪批评史研究范式从侧重历史研究向侧重理论研究转变的进程，并以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为例证，揭示了理论研究的特点和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 〔关键词〕古代文学理论体系；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 〔中图分类号〕I206.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复旦大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经过郭绍虞、刘大杰、朱东润、王运熙、顾易生等几代学人的薪火相传，递相祖述，而蔚成海内外本学科的研究重镇。20世纪卓有影响的批评史著作，大半出自复旦学者的手笔。特别是从1989年至1996年，随着由王运熙、顾易生主编的七卷本《中国文学批评通史》的陆续出版，即以其恢宏开阔的结构特点和体大思精的理论格局，而被誉为“这一领域中划时代的论著”(。从史学形态的批评史研究来说，《中国文学批评通史》（以下简称《通史》）确实堪称是一部在总体上包容前人又超越前人的集大成的巨著。但正如《通史》是以前七十年的批评史研究作为基础而自立高峰，二十一世纪的批评史研究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如何在《通史》的基础上将批评史研究进一步导向广阔和深入，如何使批评史研究从历史形态走向理论形态，都是批评史研究界无法回避而且亟待思索的问题。 对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探讨，其实在批评史学科成立之初，便受到了不少学者的关注。如郭绍虞就曾作过这方面的努力，他以文学本体论为核心，将先秦至清代的文学批评分为文学观念的演进、复古和完成三个阶段，在当时有很大反响。但郭著其实是受到当时文学史编撰的直接影响(，而文学史的编撰又一直在西方的模式中运行，因此很难体现出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民族特色。用当代的学术眼光来看，郭著还停留在历史描述的阶段，理论逻辑尚较为欠缺。傅庚生的《中国文学批评通论》也是较早注意用现代理论来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作横向研究的，他以“想象论”、“形式论”、“个性时地与文学创作”等问题统贯批评历史。但限于当时的批评史研究基础和理论水平，他的研究还不免显得粗糙和简单，体系的中国化还不是很明显。罗根泽的批评史研究计划是由博返约，“先写逢说就录的资料较详的分册出版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然后再根据这些资料写一本简明的中国文学批评史纲要。”(这种由博返约的研究是否有探索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初衷在内？由于这一计划并未完成，现在当然难以判断了。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有意放弃时代和宗派的标题以及按照文体分门别类的叙述，以凸现“整个的批评家”为宗旨，还只能说是为体系的构建作了一些有益的铺垫。方孝岳虽然意识到“我国的文学批评学，可以说向来已经成了一个系统”(，但他的《中国文学批评》实际上还是以史的线索为径，以横推各家的义蕴为纬的。晚近的诸家批评史，在梳理个体批评家以及断代的理论批评体系方面较为措意，成就令人瞩目。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因循旧的编撰模式，深层次的提炼、概括和抽象，还是付诸阙如。因此综合考察20世纪的批评史研究，历史形态批评史研究的不断邃密和深沉，是应该予以充分肯定的；有关理论体系的自觉探索意识，也是铢积寸累，渐渐衍成学界共识的。但是我们也不能不遗憾地指出：以高质量的著作形式来体现这种对理论体系的探索意识的，却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迟迟未能面世。这里面的原因，除了是因为构建有民族特色的理论体系需要有坚实的批评史研究的学术基础外，还与我国古代文论本身漫不经心的表现形态有关。所以要在世界文论体系中找寻出中国文论体系的特殊性，要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贯穿前后的内在统一点，要在多元状态的文化背景中演绎其融会贯通之处，确实是一件相当艰辛的事情。 “理论家是否占有充分材料，对材料的剖析是否正确，从材料中抽绎的原则是否正确是构成理论体系的先决条件。”(复旦本《通史》在材料的广征博采以及剖析衡鉴的精确上，已为学界所公论，在此基础上，由他们来开创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研究的新局面，也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之事。因此当在《通史》出版四年以后，我们又看到由王运熙、黄霖主编的三卷本《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的出版，确实令学界同仁感到鼓舞。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以下简称《体系》）目前由《原人论》、《范畴论》、《方法论》三本著作组成。《原人论》其实是《体系》的本体论，是“纲”；《范畴论》和《方法论》则是“目”。三本书纲举目张，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以“原人”二字来概括古代文论体系的基本品格和核心精神，不仅学术勇气可嘉，而且堪称是深造有得、独具只眼之论。此前的学术界，一般以“道”为中国哲学的最高范畴，并以此统摄古代的思想史和文化史。论及古代文学理论体系，似乎也应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