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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宪历史中的理性　　民族主义 　　阿克顿在《自由的历史》中说，民族主义的目标即非自由，也非富强，这两者都要从属于一种更高的必要性，就是民族成为国家的模子和尺度。史华兹也在《严复与西方：追求富强之路》中说，如果赞同保存和推荐作为民族象征的社会实体，并把实现这种目的置于其他任何价值观念和信仰之前，如果对其他价值观念和信仰的取舍是根据他们与这个目的的关系而定，而不是相反，则明确的民族主义就出现了。 　　民族主义后来缔造福柯的牧人式权力。这种权力，按照它本质规定性，并不是为了权力自身的利益，而是为了民众的利益，它的目的在于每一个人的完善。政治不单纯是权力的斗争，而且还有世俗救赎的意义。如果追求权力斗争的行动，没有披上后者的法衣，可能昙花一现，注定要失败的，犹如流星一般，在历史之河中没有痕迹。因此不管以何种血腥和罪恶的方式攫取的权力，例如暴力革命、军事政变，都力求获得大众的同意或默认。 　　这里出现了吊诡。工具性价值反而成为首要目的。被民族情绪的魔咒所锢，这正是后来历史悲剧的根源。 　　民族主义者裹挟民众的意志，是通过复杂的、精密的说理机制，告诉他们民族主义者给他们的，正是他们所需要的。民众与政治哲学背后的神秘相隔绝，只有依赖于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就是说，只有以知识分子的人格为中介，他们才能间接与神秘有较为确定的联系，如此，他们才能找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应该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是民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