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末明初的士人活动 .docVIP

閱讀資料（1） 95課綱 歷史科第冊（史） 第三單元 章 第主題 節 作者：汪栢年 po.nian@蘭陽女中歷史教師歷史學科中心教學資源研發推廣小組 個人網站：「寒冰論壇」.tw/~lyt012/講義、投影片、教學心得、試題蒐選… 仕紳社會與庶民文化 作者吳克恭為吳中著名詩人，「詩格古澹」，常與倪瓚、顧瑛交遊；會稽外史于立曾學道於會稽山中，以道士的面貌遊於江湖之間；郯韶曾出仕為漕府掾吏，不慕仕進，以詩酒為樂。這次宴集活動參與者的身份包括了士人、僧人、道士、畫家、醫者，十人之中除了三人不能詩外，其餘能詩者皆在這次的盛會之中，以詩酬唱。這樣的宴集活動，仿效東晉王羲之在會稽山陰的蘭亭集會，一觴一詠的文人雅興。且隱士與僧、道、醫、宦之間交往密切，他們之間的身份界線模糊，很難明確地區分開來，表現出元末士人隱逸生活多采多姿的一面。 類似玉山草堂的士人宴集活動，在元末江南甚為風行。不同於一般世俗的宴集。士人的宴集多以詩與酒為重心，在宴飲之餘抒發自己的情懷與才性，往往得到士人同儕的稱頌與迴響。 參加士人宴集活動者多以隱居不仕的士人為主，方有閒情逸致可以消磨在詩酒之間。一旦出仕，參與這種士人宴集活動的機會自然減少許多，如陳基在元末曾到京師為經筵檢討，幾乎三四年的時間沒有參與士人的宴集活動，他曾自言其原因道：「方挈挈焉觸寒暑、犯霜露之不暇，又何由持盃酒、濡翰墨，詠歌揮酒以側諸君子之列？」是故，沒有仕宦煩身的顧瑛才能夠時常邀士人宴集，玉山草堂遂成為元末士人吟詠聚會之地。 玉山草堂形成於元末江南的富庶社會中，以豪富者的雄厚資產為後盾，支持江南士人發揮所長，士人除了詩文之外，缺乏可以令他們畢生之力去追求的目標—如科舉考試，遂以僧、道、醫、吏為託身之所，追求詩文宴集活動所帶給他們在精神上的滿足。 到了明初，江南社會歷經戰亂的洗禮，進入明朝的統治之後，江南隱逸的生活遂為之一變。明太祖用重典以治天下，使明初的江南社會呈現與元末截然不同的面貌。談遷曾提到明初社會的嚴肅氣氛： 聞國初嚴馭，夜無群飲，村無宵行，凡飲會口語細故輒流戍。即吾邑充伍四方，至六千餘人，誠使人凜凜，言之至今心悸也。 談遷是杭州府海寧縣人，他所描述的明初景象，呈現出人人自危的不安氣氛，與元末的寬縱形成強烈的對比。在動輒得咎的嚴密法網之下，很多富家大族在明初的社會整頓中遭到打擊，方孝孺在〈采苓子鄭處士墓碣〉中曾述及隱士鄭濂受人誣陷的情形稱： 妄人誣其家與權臣財。時嚴通財黨與之誅，犯者不問實與不實，必死而覆其家。當是時，浙東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傾其宗。 從鄭處士這件幾乎被誅身滅家的案件上看來，不僅尋常小民會因宴飲時的無心之言而獲罪，江南富家大族更可能因為莫須有的誣告遭到嚴厲的處分，尤其是結黨營私與餽贈財物，在明初更是被嚴厲制止。且明初因細故得罪者，多牽連甚廣，王逢記載洪武元年松江一次侵佔秋糧的案件，使九百一十二戶的人民遭到流徙之禍。在這種嚴密的控制與刑罰之下，使明初士人不論出仕或隱逸，都籠罩在緊張的氣氛之下，其生活自遠不如元末時的悠閒自得。 明初，踏上仕途的宋濂，曾感慨自己幾乎二十餘年未與朋友有詩酒之會，在辭官之後才得一償宿願，與胡翰、朱廉、蘇伯衡、金元鼎等友人聚會於麟溪鄭氏之家，宋濂記其事曰： 追記昔時各縻祿仕，不獲卮酒為驩，凡二十餘年，今者幸遂家食，或居異邑，或相遠二百里，皆得與之周旋於尊俎間，則夫斯會之同，豈易致哉？於是獻酬樂甚。酒酣，鄭君為詩十四韻，以慶會合之情。 胡翰與朱廉都曾與修《元史》，皆不授官而歸，蘇伯衡與金元鼎拒絕明太祖的徵辟，皆以在野的身份參加此次詩酒之會。從宋濂的感慨中可以得知，昔日未仕之時，皆得與知心好友以詩文相會，入仕之後便失去了這樣的閒情逸致，益可見此次聚會之難得。宋濂辭官後的這次宴集，也是以宴飲、賦詩為活動內容，與元末士人們宴集的形式相同。 在經歷元末動亂及明初動盪之後的士人，即使能夠再度歸隱鄉里，隱士群相唱和的情景不易復得。高啟在洪武三年自京師辭官歸隱之後，就有類似的感慨，他說： 去年秋，余解官歸江上，故舊凋散，朋徒殆空，唯同里丁儼至恭，日抱琴與余遊。余愛其清雅和易，且能相慰于寂寞之濱，故數與燕詠嘯歌，甚相樂也。 可見隱逸生活少不了志同道合者為伴，即使無復昔日的盛況，但能夠依然過著適性的隱居生活，仍是明初許多士人心中最大的期盼。 顧瑛，《玉山逸稿》，卷二，吳克恭，〈碧梧翠竹堂燕集，以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分韻，得星字〉，頁21。 顧瑛，《玉山逸稿》，卷二，陳基，〈汎花館宴集聯句序〉，頁22。 談遷，《國榷》，卷五，頁489。 方孝孺，《遜志齋集》，卷二二，頁39b，〈采苓子鄭處士墓碣〉。 參見王逢，《梧溪集》，卷六，頁50a—b，〈題涉難錄〉。 宋濂，《宋學士文集》，卷六七，〈鄭氏喜友堂讌集詩序〉，頁1082。 高啟，《鳧藻集》，卷二，頁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