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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教育革新者 张良 图/张鸣 　　张良的电脑里有一张excel表，罗列了近八百个教育创新案例，每个案例标注有不同的创新之处。他是《校长》杂志教育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中心成员仅他一人。 　　完成《汶川地震168小时》写作后，张良加入《校长》杂志。虽然曾任多年《南风窗》副总编辑，张良却对杂志采编毫无兴趣。他要做的是教育创新研究。在中央教育科学院附近的书店里，他埋头翻书一星期，想知道学校究竟发生了什么。结果发现，当每个人说起中国教育都摇头时，教育界内部正悄然发生着自下而上的革命。 　　他把书中的案例记录下来，准备详细寻访，最后编成《教育创新指南》，供全国有革新之念的校长参考。 流动“实验室” 　　2012年八九月，茅山上一个村庄里，只有几个老人和小孩。张良带着6名学生开垦出村民抛荒的菜地。他以30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一间隐藏在树林中的两层农舍，稍加整饬后变成“泉源训练营”，这也是他的实验室。 　　6名学生中，4人是NGO组织“阳光助学计划”从贵州招来的，他们第一次走出大山，见到陌生人会不自觉脸红低头，躲避与人说话；另外两人是从传统教育掉队的浙江籍学生，读了一年职校后投奔而来。“不知道未来在哪里，也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就是过来试试。” 　　浙江学生舒译乐到茅山一个月后写下这样一段话： 　　“除了老师叫张良，连学校叫什么都不知道。经过一条小石路，见到伫立在一座小土丘上的两层小楼，竹篱笆围绕，不远处就有一小潭。‘采菊东篱下’的意境油然而生。‘到了。’‘到了？’此时此刻，那是什么心情，学校的形象顿时轰倒。操场呢？学校呢？旗杆呢？” 　　在其余5名学生的《我这一个月》中也有同样的震惊。为缓解无聊，舒译乐带来了他的小猫，母亲给学生送来了葱籽，刚刚种下的萝卜已经在河塘岸边冒出嫩芽，爱打篮球的几个人在屋后钉上了篮筐，画出罚球线…… 　　仔细研读高中课本一个月，张良带学生撕了高中一百多本教科书。“最初挺过瘾，觉得解恨，后来就想：为什么早没人告诉我们可以这么干。”学生对此相见恨晚。 　　一年后的10月，新一批学生也完成了对人教版教材的重组：“这次有高速扫描仪助阵，处理速度快多了。内容入电脑后编辑处理，去掉多余的图片和留白，真正的干货不到原厚度的一半。”张良觉得很荒诞：“很多内容在语文教材里有，历史教材里有，地理教材里也有……教材编写组条块分割，互不交流的吗？” 　　重组后的教材归类到法律、传播、商业、伦理等28个板块中。学生根据兴趣认领板块成为版主，将成为日后学习中该板块专题的主导者。 　　带着学生每天早起5公里晨跑，根据营养板块版主要求轮流买菜做饭，再根据环境保护板块版主研究进行垃圾分类，看诸如《浪潮》这样的电影并讨论……一个月后，学生开始焦虑，舒译乐问张良：“张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习？”“我们已经开始学习了啊！”张良回答。 　　张良希望像坐落在美国荒漠中的深泉学院一样，让学生实现劳动、学术和自治的统一。 　　在过去一年里，泉源训练营经历了从茅山到重庆，最后安营广州。这被张良称为“游学”，虽然在微博中感叹“再也不想搬家了”，但他已开始寻找下一处游学地。 　　对张良而言，最难的不是教会学生如何学习，而是开启学生的好奇心，使他们主动去探究。邢江（化名）是来自贵州的孤儿，一年前在茅山，他总是腼腆地逃离人群。自主学习中的课堂是用来相互交流的，提出问题或者给出答案。邢江第一次被要求站起来发言时，满脸通红。20分钟集体沉默，所有人都等着邢江跨出这一步，心中暗自假设着自己的这一步。 　　一年后邢江跟随训练营到了广州，他镇定自若地表达着自己，与一年前判若两人：“看了科斯、弗里德曼等几个经济学家的主要观点，觉得我还是喜欢科斯多一点。”但他更喜欢法律，到广州之前，张良和他们上了一堂自我规划课，在比较了全球大学的特点和自己的现实可能后，邢江和王启亮决定申请去意大利读大学。 　　这个决定令张良有些吃惊，“但他们做了详细的比较，已经开始报班学习意大利语。”王启亮的哥哥王启祥则决定考上海一所私立国际高等学校——兴韦学院，“前两年在上海，后两年在美国。”这所学校有着严格的招生面试，用多轮英语面试来确定学生是否有志于参与并改变社会。王启祥的目标是获得该校的全额奖学金。一年的商业板块版主，让他对商业产生了兴趣，他已经开始艰难地研读英文版经济学教材。 　　但是王启祥觉得最感兴趣的也许是教育学。“选择兴韦也是因为课堂模式跟泉源很像，是学生自主地研究学习，然后交流探讨。如果我能出去，我想好好研究下张老师的这种教育模式。”张良觉得这完全是意外收获。一年前，对这几位刚刚走出大山的学生而言，出国留学听起来还像天方夜谭。 　　也不是所有学生都如此敢想，现实的窘境限制了他们的意愿。样来自贵州的孤儿赵国（化名）自小由堂哥赡养。离家一年，“他们只知道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