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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易顺鼎的诗歌创作主张 　　摘要：易顺鼎是清末民初一位有着重要影响力的诗人，其一生不仅诗歌创作之多令人咂舌，而且其诗歌创作主张也是大胆独特。本文试从“真性情”的标举、“诗界说”的打破、学古而不“泥古”三个方面对易氏诗歌创作主张略作探讨。 　　关键词：易顺鼎 诗歌 创作主张 　　易顺鼎（一八五八--一九二0），字实甫，亦作硕甫、实父、石甫；又字中实，亦作仲硕，他生活在风雨飘摇的封建末世王朝，十八岁考取举人，努力使自己成为清王朝政治权利的一份子，继而实现自己匡时济民的宏伟抱负。但他的一生却仅仅的被排斥于他所希冀的政治蓝图之外，这位渴望挽救时事的封建末世才子由于所处的时代环境与其自身矛盾的性格，最终悲剧性的结束了其生命。他是近代有着重大影响的诗人，也是近代诗歌创作较多产的诗人，他自己说“生平所为诗不下数千首，盖行役游览之作局其大半，而山水诗尤多……”他与樊增祥齐名，有“北樊南易”之称，二人均为中晚唐诗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但易顺鼎的诗歌创作倾向并不仅仅是人们所说的师法中晚唐那么简单，这里本文将就其诗歌创作主张作一探讨。 　　一、“真性情”的标举 　　王森然先生在《易顺鼎先生评传》中评其诗“放荡不羁，趋重性灵”，“字里行间，情深一往，读其文亦可想见其人矣”。 程淯在《程伯葭观察编年诗集序》里说：“其才，其行，其文、诗，皆奇，而皆为至性至情之所流露。”易顺鼎强调作诗之目的是“抒写己意”，抒写“今人之诗”，古为今用。反对“依附汉魏六朝唐宋之格调以为格调”，“牵合三百篇之性情以为性情”。 　　易顺鼎在诗歌创作中往往将自己的情感毫不掩饰，坦率直露的表达出来，读其诗，仿佛能见到时隔百年的长者在将自己的快乐与忧伤一一倾诉。 诗歌创作都是诗人情感的一种表达，对美好事物的赞颂，对现实不满的发泄，哪怕是诗人闲来无事，将诗歌作为一种消遣作乐的方式。易顺鼎在诗歌创作中强调诗人感情的流露，并且这种感情是不经过任何加工掩饰的“真性情” 这种“真性情”实为“我之眼观物，我之舌言情”， 是任情率性，是自我情绪的放纵、宣泄。 　　诗中需有“真性情”是易顺鼎在诗歌创作中的一个重要主张，但真正将其作为一种诗歌创作主张明确提出来，却是在其晚年创作的诗歌《读樊山后数斗血歌作后歌》。此诗是当时实甫针对樊山等人谓其诗“凌乱放恣不得谓之诗”而作，《歌》中写道“无真性情者不能读我诗，……我诗皆我之面目，我诗皆我之歌哭。我不能入他人戴假面具如牵猴，又不能学他人佯歌伪哭如俳優。又不能学他人欲歌不敢歌、欲哭不敢哭，若有一物塞其喉。歌又恐被謗，哭又恐招尤，此名诗界之诗囚。”可见，易实甫极其看重“真性情”对于诗歌创作的重要性，不仅如此，对于阅读其诗者，也要求具有“真性情”，只有诗人与读者二人性情的高度融合，才能真正的了解其诗，了解其人，才能成为诗人的知音。 　　易顺鼎诗歌中“真性情”的标举源于其自身本是一真性情之人。一八九四年夏，易顺鼎服孝满一年，恰逢甲午中日战争爆发，其间，他曾两次上疏给朝廷。时两江总督刘坤一奉旨以钦差大臣守山海关，招易顺鼎入佐军幕。他先北上诣阙，呈《條陈时事疏》，提言“今日之要义，一在有战无和，一在先罚后赏”，文中所言“罚”指李鸿章与李莲英，并附带提出了移行都、用宿将等十项建议。此疏遭到都察院的阻难而未能上报。一八九五年四月，中国在甲午中日战争中落败，闻《马关条约》签订，易顺鼎再赴京师，上《请罢和议褫权奸疏》。《疏》陈“醜虜跳梁，不宜迁就，权奸当道，不可姑容”，并公然责问“辽东者，北洋之藩篱；台湾者，南阳之门户”，割辽、台，赔巨款，“坐使赤县神州，自我而沦为异域”“海隅苍生，自我而化为他族，皇太后、皇上将如天下百姓何？”并指出“各国狡焉思逞之计，贪得无厌”，今日揖盗门内，纳虎室中，则各国“他时欲壑，恐更甚于今，中国将来必无可存之地”“以斯民有尽之脂膏，填彼族无穷之溪壑”“将来中国必无可筹之饷”，如此则“兆性寒心，四方解体”“中国将来必无可固之民”，直斥李鸿章及其子李经方“卖国之心与其误国之术”，请革职治罪。此二疏在当时很有名，时人为易顺鼎敢于弃个人安危于不顾，面斥权贵的大义凛然精神所钦佩。他曾在《书事》中讥骂清军在甲午陆战、海战中嬉戏应对：“棘门灞上皆儿戏，太液昆明是水嬉”，最后悲歌痛哭“却将杜老陈陶痛，化作灵均楚泽悲”。《感事四首》中满腔热血，报效祖国的决心“有客南冠甘效死，泪痕盈眥血盈腔”。无功而返后却只能作“蛮烟瘴雨添行色，海水天风和哭声”（《别台咏怀》）无奈痛哭。这些悲痛泣血，情动于中的诗歌，不仅是实甫内心情感的苦诉，更代表了当时台湾人们的心声，因而广为台湾诗人所唱和，如许南英，施士潔，吴彭年，林鹤年等等。易顺鼎有着为人处事有话必言的坦率性格，因而诗歌创作中“真性情”的主张也就合情合理了。 　　另一个体现易顺鼎为人“真性情”的典型之例便是『名士画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