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托”这些年.docVIP

“血托”这些年 　　一叶知秋，北京的天气就这么突然冷了下来。张大伟（化名）于是打算回东北老家歇几天。跟“老板”一说，麻溜同意了。 　　刚过的这个夏天，张大伟挣了一万多元。“今年不是太缺血，不如去年。”在这行干了三四年的张大伟说，2012年警察抓得厉害，生意难做，但是价钱好。张大伟把自己干的这行也叫做“救死扶伤”。 　　199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献血法》第15条规定，“为保障公民临床急救用血需要，国家提倡并指导择期手术的患者自身储血，动员家庭、亲友、所在单位以及社会互助献血。”由这一条衍生出了“互助献血”制度：患者亲友可在献血点献血，凭借献血证为患者换取等量的用血。 　　可并非所有病人的亲朋好友都献过血。大多数情况下，站在医院血库门口，家属们开始转圈打电话找献血证。张大伟和他的伙伴们这时候就凑上去，“要互助献血不？可以提供全套服务。” 　　有时候他也被“老板”安排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灰白色大楼前边，手里捏着一大堆名片，看见有脚步迟疑的人就围上去。即使路人摆手拒绝，他也会客气地塞过去，“以备不时之需”。虽然是名片，上面却没有名字，只有记号笔手写的大大的电话号码。“别人叫我们‘血托’，这不能写。”他这时有点腼腆。 　　对于这群人，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主任刘江感到十分无奈。“2012年刚刚由公安机关进行过专项打击，但未能解决根本问题。”如今只能在对方进入单位管辖区域时，安排保安轰走。 　　一天14单 　　张大伟这群人的运作方式相当简单：首先，有人长期呆在一些医院的血库，等待需要用血的病人或者家属，并跟他们谈好价格，这就是“血托”。 　　其中，O型血和AB型血价格比较高，400毫升要2000元以上。A型血以及B型血的价格则稍微便宜些，400毫升一般卖1500元左右。价钱谈妥之后，“血托”立即联系自己掌握的献血者，他们和病人或者家属一起到医院的血库填写互助献血单。 　　虽然献血者需要提供个人资料等信息，并要求如实填写与需血病人关系，而在实际操作层面，朋友关系等缺乏验证的依据。然后，献血者带着互助献血单到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的献血点献血，最后将献血证交给“血托”，然后收取 400至500元报酬。根据制度安排，互助献血所献血液经检测合格后，由血站供血科通知患者所在医院血库取血。所献血液全部返回患者所在医院，由医院血库统一调配使用。 　　同时，“血托”将献血证交给需血的病人或者家属，后者在医院进行登记、确认献血证，就可以得到血液中心向医院发配的相应血量。当然，病人或家属也要向“血托”支付几倍于400元的报酬。 　　律师王兆华最近参与的一起诉讼案件非常典型。2012年8月开始，来自安徽等地的无业人员8人分工合作，利用互助献血制度漏洞赚取差价。其中一“血托”被抓后，还感慨“从来没想到过钱来得这么容易”。在最快捷的情况下，该团伙上午“接单”，下午一上班病人家属就可拿到献血证。最多的时候，有人一天就接到14个单子。 　　所有收入交给“老板”，再由其进行分配。按照“绩效”不同，“血托”们分别拿到自己的报酬。一个“血托”可以在两个月时间内挣到1万多元，连放哨望风的人一般一天也能拿到100块收入。这些“放哨”和“盯梢”的人，一方面盯着医院保卫科的人和警察，防止被捉，另外一方面还要严防同行介入竞争。不过张大伟用“没事儿”来形容被捕这种风险。 　　虽然《刑法》也有“非法组织卖血罪”，但是多数案件并非以此罪名进行起诉。因为仅有犯罪嫌疑人供述无法定罪，还要找到具体卖血的人员作证。 　　“卖血的大多是社会闲散人员，有些是暂时缺钱的人，非要抓现行不可，但更多的卖血人员在卖过之后就根本找不到了。包括医院的内部安保也是这样，他们没有处理的权力，只能说服教育。”“更多的情况是‘血托’因争地盘打架，符合相应法规后，按照寻衅滋事进行定罪。”王兆华说。 　　献血越多、卖血越多 　　刘江说，按照《献血法》和《刑法》的相关规定，此类行为也属违法犯罪行为，“血液中心一直配合公安机关进行打击，北京市公安局也非常重视。”但他也表示，“血贩子”类似“号贩子”，存在取证困难的问题，“顶多进行治安拘留，但他们本身就是无业人员，拘留几天放出来再接着干，这也加大了执法难度。” 　　张大伟本来不知道有互助献血这种说法。他高中毕业后一直没正经工作，后来听朋友说，到北京当“号贩子”能挣钱。过来后介绍的关系不干了，他就跟着贩火车票。再后来，有个朋友找过来，说有人在医院干“卖血”，需要人手帮忙。 　　张大伟开始还犹豫了一下。“电视上总说，河南那边卖血得艾滋病。”朋友解释说，这是卖给正规血液中心，“身体好还不让卖呢。”一趟跟下来，张大伟想，这事儿挺容易的。他就成了“血托”。 　　刘江说，中国从1998年开始实施《献血法》到2006年，实现了全部血液来自无偿献血，而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