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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及其对消费行为的影响 摘要：本文从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预期进行分析，通过定量分析，研究发现工资性收入不确定性低于经营性收入不确定性。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财产性收入比重增大，收入多元化降低了农民收入的不确定性。通过对不同来源收入不确定性的消费函数分析，发现市场经济改革后收入的不确定性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产生了负影响，并且工资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的影响程度要大于经营性收入。 关键词：农村居民消费；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收入的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2）03-0123-07 1992年我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国民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居民收入渠道来源逐步多元化，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的总体收入水平。现阶段，对农村居民来说，其收入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性收入和其他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其中，农业经营性收入受到自然风险的影响带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市场经济改革后，还进一步受到市场风险的影响，给农民经营收入带来很强烈的不确定性。打工收入，主要是临时收入的性质，不确定性也较强。收入不确定性除了导致居民的谨慎消费行为外，还会引起居民信心不足，进而抑制其消费需求。 对居民收入的构成进行分析，被认为对研究居民收入问题具有重要的意义，但鲜有学者进一步将居民收入的内部构成与居民消费结合起进行分析，特别是将农村居民收入构成和收入不确定性联系起来，并对其与消费的关系进行分析。将这两者有机结合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对农村居民收入构成进行分解来分析其不确定性并探讨其对消费的影响，能够在分析农民居民收入的不确定性上，以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研究上更具有针对性，挖掘分析的深度，从而能够提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另一方面，因为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所占比例不高，所以常常在分析农村居民收入时被忽视，而这两类收入涉及到不确定性、风险以及政府对农村的经济政策和制度等高度相关。因此，从不同的收入来源对农村居民的收入不确定性及对消费产生影响的分析能够进一步拓宽和细化对农民收入不确定性因素研究的广度。 一、农村居民不同来源收入的不确定性 根据理性预期假说，人们在预期时一方面要考虑可以预见的即将发生的情况，另一方面也要参考已经发生的情况。行为主体往往是根据过去的历史经验对未来预期进行判断和推断。因此，如果农民收入增长率的波动幅度大，说明收入增长的不稳定程度大，那么农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就越不稳定，不确定性就越强。 （一）不同来源收入的波动幅度 家庭经营收入，指农村住户以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进行生产筹划和管理而获得的收入。 财产性收入，指金融资产或有形非生产性资产的所有者向其他机构单位提供资金或将有形非生产性资产供其支配，作为回报而从中获得的收入。 转移性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一般情况下，是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 由《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9年）历年中的数据，并以1978年为基准年，剔除物价因素后的数值计算得出我国农村居民三种不同来源年收入。经过计算，1984—1991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5%，经营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298%；1992—2008年，中国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平均增长率为1078%，经营收入平均增长率为461%。可见，经济体制改革后，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和家庭经营性收入都有不同程度的增长，而工资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最大且稳定性很强。特别是在1994年后（由于改革效果的滞后性），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率明显高于经营收入，不仅增长速度高出很多，而且除了2003年，其他年份都比家庭经营收入增长更快更稳定。直到2008年，经营收入的增长率才首次高于工资性收入，这也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带来的结果。 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其增长率的波动幅度非常大。这部分收入从1991年后才开始迅速增长，但是其波动非常大，到了1997年和2000年又出现负增长的情况。可以看出，在这三种收入来源中，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是所占比重最小和不确定性最大的收入。但是2004年后，转移性和财产性收入的增长率开始上升较快，特别是2007年和2008年，其增长率分别为29%和24%，甚至大于工资性收入增长率，这也是由于国家财政开始向农业、农村和农民倾斜的原因。2004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召开，胡锦涛同志明确提出我国总体上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在这一发展阶段，改革的重点要关注农业和农村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农村居民转移性收入比重的提升是得益于政府对“三农”的重视。2004年以后政府进行了一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