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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检讨 2006年04月06日08:16?法制日报 　　公司的最低资本额制度安排是法定资本制度下的共通规则。我国的公司最低资本额制度形成于20世纪80年代，1985年国务院批准实施的《公司登记管理暂行规定》，对公司自有活动金额做出了规定，其正式确立是在1993年的我国公司法中，对公司法定最低资本额的规定更为具体，也更具特色。其中不仅考虑了不同种类公司的差别性，而且还对不同行业的公司进行分门别类的规定。同时，公司法还要求所有注册资本在公司设立之初必须全部认足、缴足。 　　不可否认，我国公司最低资本额较高，究其制度立法设计的成因是我国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防弊压倒兴利”的心态，其立法初衷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利益，是立法者试图经由这种单一的标尺达到企业控管、行业调整、经营导向和争诉解决的多重目的，其核心均为保障外部债权人利益，以冲抵因有限责任的赋予而引发的外部性问题。但是实际的效果如何呢？频繁出现的股市信用危机、会计信用危机、银行信用危机不得不让我们对这一制度的现实进行审视： 　　1.以最低资本额的简单设计不能完全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公司的信用应着眼于公司履行义务和偿还债务的能力，而这个能力的基础应该是资产而不是资本。一方面，最低资本额的满足不能完全证明公司的信用。资产负债表上一个静态的数字，将由于法律的稳定性而带来的滞后性使其永远传达的是过时的信息和观念上的信用而已；另一方面，资本与货币是紧密相关的，当货币贬值了，最低资本额背后的公司信用是否当然的随之缩水了呢？ 　　我想答案是肯定的。在这个意义上看，单一的采用最低资本额制度来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只是一种理想化的心理防范而已，是路径依赖下的思维模式和盲目照搬行为的产物。 　　2.我国的最低资本额制度以一种“划线”的方式为公司的设立制定了门槛，但这个门槛过高了。在我国这样一个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环境下，设立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居然要1000万，而其上市更是要加倍的多(5000万)，而且还要一次性缴足。这让一些中小投资者创业的积极性受到了打击。正是一个这样高的门槛限制了他们的投资机会，也限制了资本的流通，成为市场竞争的障碍。为了参与到竞争中来，而不是在起跑线就被淘汰，人的冒险本性暴露出来，很多投资者选择虚假出资或事后抽回、抽逃资本，以满足形式上高额的最低资本额。这更是大大增加了公司运营的风险，降低了对债权人的保障。 　　3.从形式上看，似乎我国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最低资本额规定是个性化的，是分析了具体的情况的。因为其根据公司种类、行业的差别设定了规则。但是，同一种类的公司不意味着公司的规模也是整齐划一的。对于小规模的公司而言，其管理层次的精简、人力资源的贫乏使得其生产经营的特色往往不在于大资本的投入、运转和回收，而是运用较小的资本、新锐的信息、独特的技术，灵活多变在市场中展开竞争。因此，当小规模的公司，即便是想尽方法达到了最低资本额，那么闲置的资本无形中成为了一种浪费，显然不符合效率的原则。 　　4.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过分的管制必定妨碍一个国家自身的竞争实力。管制越严格将越难吸引外国资本流入本国，甚至会迫使本国资本流入管制更为宽松的国家。不言而喻，在市场经济的形势之下，投资者当然希望以越小的设立成本取得更大的资本回报。最低资本额制度无疑对资本形成、资本流通、资本运行、资本回收都造成了一定的限制。 　　结合外国的经济、文化条件以及法律观念和制度背景分析其最低资本额的历史和现状，对我国最低资本额制度的改进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由于世界各国所采取的公司资本制度的不同，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最低资本额制度。在两大法系之下，总体上形成了三种主要的最低资本额模式。一般情况下，英美法系国家对最低资本额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态度，如闭锁公司取消最低资本额设计，公开公司保留强制性最低资本额要求，但有的国家对于闭锁公司和公开公司都无强制性最低资本额安排。大陆法系国家大都规定了最低资本额要求，并且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都设定最低资本额安排。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德国和日本都放弃了法定资本制，而采取了折衷资本制，并且其最低资本额的数额要远远低于我国。 　　造成两大法系下的最低资本额制度的差别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大陆法系国家推崇公司抽象法人格的观念，反映在立法上是有严格的公司最低资本额的限制。英美法强调公司属于一种投资工具，所以放弃最低资本额制度实属必然。第二，英美等国家的法官可以创设法律，弥补立法漏洞被认为是其应有的职权，弥补了立法对最低资本额制度的设计空缺；而大陆法系国家崇尚的是成文法，法官无创设法律的权力，只能依照严格的法条处理纠纷，故立法必须尽可能地缜密。第三，在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信息的获取非常容易，交易者比较容易评估风险的大小，决定是否与对方公司交易。 　　综上，笔者对我国的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