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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家暴 　　“我或许是世界上被丈夫打得最惨的女人。” 　　36岁的张梅（化名）擦拭着喷涌而出的泪水，胳膊上多处烟头烫伤的疤痕依旧明显，曾被砍断已无法伸直的左手食指不停地颤抖。她曾遭遇丈夫非人的对待，数次求助无果，换来的是更为疯狂的殴打，最严重时曾昏死过两天。 　　尽管已过去十年，她早已逃离家乡，前夫也因抢劫入狱，但张梅每天仍然活在恐惧中，偶尔还会无故晕倒，需要安眠药才能入睡。 　　李金则幸运得多。作为一位美国人、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的前妻，李金在微博上爆出李阳对其使用暴力后，获得了极大的社会关注。在李金的坚持和媒体的高度关注下，李阳最终道歉。 　　张梅、李金仅仅是家庭暴力中受暴者的缩影。 　　据全国妇联与国家统计局于2011年开展的第三次妇女地位调查，有24.7%的妇女承认遭受过家庭暴力侵害；2010年至2011年3月间，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受理的100起离婚案件中，有28件的女方表示，男方曾使用过家庭暴力；2012年5月，国内首个民间女性公益组织北京红枫妇女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以下简称红枫中心）根据1858个网民调查显示，有高达54.6%的受调查者遭遇过家庭暴力，其中57.9%的女性选择默默忍受。 　　“传统文化影响，救助渠道不畅，法律不健全是受暴女性维权的主要困境。”该中心理事长王行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事实上，不论维权成败，张梅和李金在经历肉体和精神的折磨之后，她们不得不面对周遭的冷漠、社会救助体系的匮乏和有法难依的尴尬。 2011 年7 月4 日中午，在浙江省金华市区河盘桥路上，一男子因家庭琐事暴打妻子。图/CFP 家暴的童年 　　提及前夫，张梅更愿意称呼：“那个人”。她婚姻的命运跟村中大部分女性相似，只不过她的遭遇更为惨烈。 　　张梅的家位于安徽省临泉县，父亲是矿工，母亲是家庭主妇，家中有五个孩子，父亲收入微薄，母亲种田补贴家用。从张梅记事起，父亲的“日常工作”就是殴打母亲。她印象最深的是5岁那年，父亲在院子里追打母亲，13岁的哥哥拼命抱住父亲的大腿，她则哭着拦在母亲身前。 　　上学后张梅才发觉，打老婆并非父亲的“专利”。上下学路上，她会在村中看到男人们追打老婆，有的甚至挥着锄头。村里男人觉得打老婆天经地义，“好像把老婆打得动不了了，这些男人才觉得威风。”张梅至今猜不透村中男人的想法。 　　她觉得母亲不该过这样的生活，母亲告诉她，为了孩子她不会离开。在红枫中心的调查中，不少受暴女性因为考虑孩子而选择沉默。 　　在大哥结婚前一天，她对大哥说，“你要保证一点，永远都不能打嫂子，爱人之间是不应该有伤害的。”大哥一个劲儿点头。 　　张梅只上到初二就辍学了，不到15岁就到北京打工，起初在一家订书厂当童工，一个月只有30多块钱工资，由老乡引荐，一年后进了一家服装厂，工资涨到了100块钱。 　　一个同在北京打工的老乡喜欢上了张梅，但在张梅老家，婚事必须由媒人介绍、提亲，自由恋爱是不被允许的。父母极力反对后，把张梅嫁给了媒人介绍的一个邻村年轻人。 　　多年以后，张梅说，母亲和同村女性的遭遇让她有些恐惧婚姻，她试图逃跑，但父亲因此再度把母亲打倒在地。“不要再打了，让我死都同意。”张梅苦苦哀求父亲。 　　1996年春节，未满法定结婚年龄的张梅与对方第二次见面就领了结婚证。从此，张梅开始了噩梦般的生活。 求助无门 　　春节后，没有摆酒席，张梅就跟着丈夫王强（化名）南下东莞打工。王强已在东莞混迹多年，张梅到了之后才知道丈夫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痞子”。 　　张梅难逃母亲的命运。王强稍有不快就会拳脚相加，起初张梅还能忍受，但很快她就把租住的十几平米住所视同地狱。王强曾在少林寺武校学过四年跆拳道，他用膝盖顶张梅腹部，用皮带抽，穿着皮鞋踩她的头，用烟头烫她的胳膊和脸。张梅浑身是伤，上嘴唇被打得缝了二十多针，即便在她怀孕期间，王强仍未停止施暴。 　　“他打人没有任何理由，也不像其他丈夫事后会愧疚道歉。”张梅试图逃跑，被王强抓了回来，威胁她，再逃就杀死她父母，强奸她的妹妹。 　　张梅曾偷偷报过警，派出所的答复是：家务事管不了。这也是中国派出所对家暴报警的普遍态度。长期研究家暴的王行娟曾培训派出所民警，发现其中一些警察就是施暴者，他们甚至会站在施暴者的角度批评女性，受暴者在报警后反而容易受到二次伤害。 　　张梅也曾求助于当地妇联，对方同情她的遭遇，但以没有直接证据为由婉拒。张梅又向法律援助组织写信求助，不巧被王强发现，又是一顿毒打。 　　“最好的办法就是去死，可连死都死不了才是最大的悲哀。”张梅多次尝试自杀，割腕被邻居发现，跳河被路人救起。 　　王强有时还对张梅讲述外面追求他的女孩，绘声绘色，有时甚至有些下流，“我是多么希望他跟别人女人跑了啊。”张梅说，她或许是世上唯一盼着丈夫出轨的妻子。 　　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