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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国外政党立法 　　从18、19世纪起，少数国家出现政党立法的萌芽，冷战结束前，仅有50多个国家对政党问题作出宪法性解释。冷战结束后，对政党进行立法的国家激增到123个，颁布政党法的国家迅速增至90多个。但是，这种“活跃”发展，仅仅说明了不同国家巩固政权、维护稳定的特殊政治需要。 　　一、国外政党立法目的各异 　　基于历史教训，通过政党立法防止独裁和权力垄断。这在较早对政党进行立法的西方国家中比较突出，旨在确保政党行为不危及国家现代民主制度。德国《基本法》规定，“凡由于政党的宗旨或党员的行为，企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的基本秩序或企图危及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存在的政党，都是违反宪法的。联邦宪法法院对是否违宪的问题作出裁决”。 　　强化制度认同、维护现行体制，防止党争颠覆国家制度。通常情况下，各国都会强调政党活动不得危及现行政治制度。但是，一些国家在立法时会有所侧重、各取所需地运用这一原则。例如，有的强调政党活动不得损害王权，一些宗教势力强大的国家还通过宪法阻止有宗教背景的政党危害世俗政体。 　　出于意识形态原因进行政党立法。部分国家颁布针对性极强的政党禁令，以阻止具有某些意识形态的政党活动。如欧美一些国家宪法严格禁止纳粹、法西斯模式等极端主义政党的建立，波兰1997年宪法规定，禁止设立带有共产主义模式的政党。 　　二、国外政党立法的主要模式及特点 　　宪法立法模式。例如，以宪法确认政党制度、体制及其原则，甚至确立某些政党的执政地位。多数国家都会要求政党活动必须尊重和维护现行政体和国体，禁止建立以暴力夺取国家政权或改变宪法制度为目的的党派；约束和规范政党在各类政权机关中的活动，界定政党与议会、国家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关系及其权力等。 　　政党法模式。通过颁布政党法，对政党的概念进行确认，规定政党的组建原则和标准等；对政党的内部运作进行立法，如政党纲领、章程、机构与组织原则等；对政党参政的原则、方式进行立法，以减少党争的随意性。许多国家的政党法还会规定政党的财务制度。此外，政党法还包含对政党的处分与惩罚性条款，使司法机构能够对违法政党作出判决。 　　专门法规模式。指一些单行性法规。例如，就政党某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进行专门立法。2007年乌兹别克斯坦议会通过了《在深化国家民主化管理和现代化的进程中加强政党的作用》的法律，旨在对政党组织法、议会法、议会章程和政党法等进行修改和补充。再如，出台针对性较强的限制性或保护性立法，以禁止某些政党活动，或保护某些政党（政治组织）。如195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共产党管制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共产党“不得享有根据美国法律成立的合法团体所应享有的任何权利、特权和豁免权”，这就是专门针对共产党的惩罚性立法。 　　宪法惯例模式。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等少数国家虽无专门的政党法，但政党通常依据不成文的、长期形成的、具有法律效力的习惯性做法开展活动。例如，美国在宪法中没有给予政党任何只言片语的规定，但民主党、共和党两大政党掌权和参政的做法却得到民众的高度认同，具有与宪法同等的效力。 　　三、国外政党立法原因复杂，政治背景不容忽视 　　政党已存在了300多年，而政党立法的“活跃”发展却不过是最近20年的事，其中原因值得探讨。 　　政党立法的“活跃”发展掺杂了意识形态因素，较多地展示着发达国家制度、法律的感召力和示范性。在以往的一些研究成果中，有的学者把政党立法视为政党政治发展的必然现象，甚至视之为民主政治的标志和象征。笔者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仔细辨别国外政党立法的发展轨迹，我们不难发现其中复杂的国际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斗争因素。政党立法国家数量的突变性增长，发生在冷战结束后西方民主政治思潮全球泛滥之际。这与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将其持续繁荣的内因归结为自由民主思想、政治制度和法律保障，在全球推广以西方多党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并产生巨大“示范效应”有关。正是众多发展中国家刻意模仿西方，才出现了政党立法日趋“活跃”的假象。 　　政党立法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法律活动，而总是带有较强的政治性。政党政治的主要功能之一是为政权与执政者充当政治支柱，因此，政党立法也常常是执政当局推进执政进程、抑制反体制行为、维护自身地位的施政工具。与许多国家的情况相似，俄罗斯改行多党制后，一度出现政党林立、政党体制脆弱多变、党争混乱失序的局面。普京当政后，大力塑造有利于政权稳定的政党格局，先后出台《俄罗斯政党法》、《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草案》、《俄罗斯政党法修正案》，并修改《俄罗斯政府法》，使全国性政党成为唯一有权从事议会选举活动的主体，通过政党立法改变了政坛一盘散沙的局面。 　　国外的政党立法刻意强调的是各国的特殊性和执政当局的具体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政治实践都只能根据这个国家政治的实际状况进行。政党立法活动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