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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的关系演变及其现代定位 　　[摘 要]以政府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和以民间力量为主体的慈善事业在我国悠久的福利发展历史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从最初的带有排斥的互补发展到国家行动对社会力量的完全排斥，再到改革开放以来前者对后者的逐渐放开，两者不断发展完善、相互促进。现代社会，在对政府行动与社会力量的关系与作用有了更深的理解的同时，应充分利用两者构建我国完善的社会福利体系。 　　[关键词]社会保障；慈善事业；政府行动；社会力量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3）01 — 0030 — 02 　　一、古代中国官办慈善与民间慈善及其关系 　　在我国传统的爱民、助民等儒家民本主义思想、互助友爱的传统道德及佛教行善积德，道教互助互利等丰富的思想支持下，我国古代的慈善救助活动，无论是官办还是民办都呈现了较好的发展态势，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中国古代官办的慈善救济既有特殊时期（天灾人祸）采取的对百姓的救灾减害措施，又有平常时期针对鳏寡孤独、老病残疾者的生活救助（开办养济院、药局等）；既有事先预防措施（仓储说），又注重事后的救济（调粟、赈济、养恤）。然而，这种制度由于其临时性、非制度化特点救助乏力。 　　民间慈善救济：中国最早的民间慈善救济事业源自东汉时期佛教寺院的济贫事业。一直到宋朝以来，民间慈善事业大多由僧侣和佛教信徒从事，主要包括济贫、赈灾、医疗等活动。明清时期，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较快，且出现了现代慈善事业的萌芽。如，在江南的武进、无锡、嘉善等地先后出现了同善会、广仁会、同仁会等民间慈善团体。它们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全新的非宗教性的、非宗族性的、持续性的、志愿性的慈善救济事业〔1〕。清代的民间慈善无论在种类、数量上还是经费保障、参与阶层的广泛性等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由于封建王朝对民间慈善活动的严控，也受剥削的广大百姓没有能力参与慈善。中国民间慈善事业发展较为滞后。 　　中国古代，由于经济水平低下，落后的封建制度，无论是官办还是民间慈善救济事业都严重发展不足，各自只覆盖到了部分百姓，民间慈善相当程度上承担和履行着政府的部分职能，出于社会控制，官方一定程度上排挤着民间慈善。在它们之外留下了大片空白，远不足以满足百姓的救助需求。 　　二、1950-1980年代我国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及其关系 　　20世纪50年代，《劳动保险条例》的颁布标志着我国基本建立了包括养老、工伤、医疗、生育保险在内的社会保险制度，1957年末，我国建成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基本框架。这套制度依附于不同所有制单位和乡镇公社，形成了“二元四级”的等级式保障体系，为全体国民提供了低水平的社会保障，农民享受的保障只是集体互助，国家并没有承担应尽的责任。不同所有制的单位职工享有的保障水平也存在很大差距。尤其是文革后，社会保障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退化为一种企业保障制度。 　　这一阶段的民间慈善事业几乎销声匿迹，这主要是由于国内政治与经济形势的变化：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造成的紧张的社会氛围以及社会主义公有制对慈善事业的错误定位；经济上，由于低下的经济发展水平及大锅饭体制，人民生活普遍处于困难境地。我国的社会福利体系形成了“慈善事业在理论上被批判、社会救济主要由政府包揽”的格局。董必武作的《新中国的救济福利事业》的报告，为包揽社会救济事业的政府慈善事业确定了基调，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否定了旧政权的慈善事业。同时，民间力量因为大规模的社会改造运动失去了举办慈善事业的社会基础〔2〕。 　　这一时期，尽管国家提供的保障基本覆盖到了全民，在“平均主义”政策掩护下，民众也普遍安于体制安排，但这种完全由政府大包大揽、全面排斥慈善事业的低水平的保障只能满足群众最低层次的生存需要，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也给单位带来了沉重的支付压力。 　　三、80年代至今我国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及其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配套，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经过几个阶段的改革与发展已基本形成了一个覆盖全民的、项目齐全、水平不断提升的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小福利”概念）为支柱的保障体系。社会保险领域，基本建成了以生育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养老保险、医疗保险为主要内容的保险体系，分别面向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的养老、医疗保险以及针对非典型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险制度正在不断的建立和完善过程中；社会救助领域，城镇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不断完善，在低保对象的瞄准和贫困线的确定方面都取得了重要理论和实践成果；灾害救助制度不断发展，建立和完善了灾害预警机制。 　　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的社会保障表现出了较强的生产性色彩。这种经济导向的福利政策导致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失衡现象。随着“民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