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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民族梦” 　　为了梦想，一位年逾50的摄影记者，2013年3月26日从哈尔滨出发，第三次踏上专题拍摄之路。选取这个事例，只为再现摄影人的执着，为那些同样默默坚持的摄影人送上一丝慰藉。 　　自驾摩托车、汽车，走遍56个民族的主要居住地，到一地，拍一处。在一些人看来，我这样做很“文艺范儿”，一些人认为我这样做就是为了玩：名山大川、各式小吃，走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一件多美好的事。但当你历经这样的长途拍摄，当你为了几十块钱的住宿费踌躇不决的时候（我自费拍摄专题，从2001年至今耗资近40万元），当你的午饭只有几块饼干的时候，当你在雪山上觉得死定了的时候，你也许会像我一样觉得，哪里好也不如家里好。 　　某种程度上讲，长途跋涉拍摄专题是一种摧残，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每天坐在不足05平方米的驾驶座上赶一天路，早晨上车都不知道晚上会住哪里，连日期都变得模糊了。我在一个小本子上画记号，计划拍摄多少天就画多少个。期盼这个记号每天减少，当记号没有了，我也就到家了。 　　然而，我为什么还要拍呢？中国有56个民族，但是多数人即便大学毕业也说不出20个，我认为这是件遗憾的事情。为了让有关56个民族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我在2005年和2010年两次进行《56个民族》的专题拍摄，累计行驶超过10万公里，单次最长拍摄时间达150天。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我正在第三次专题拍摄的途中。 　　用镜头保留下来的民族风 　　在多次拍摄中，我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出拍摄目标。2005年，我专注于拍摄身穿民族服饰的人物。2010年，我专注于特定环境映衬的人物。今年，我以视频为主，捕捉56个民族近年来发生的变化。 　　2010年，我到贵州三都水族自治县梅山村的一个水族村落拍摄。由于地理位置偏僻，当地人很少接触外界，很多老年人不会说普通话。村里很多孩子围着我的车子前后看。开始只有几个孩子敢面对镜头，但几分钟后，这些孩子就开始轮流让我拍。当很多孩子第一次见到自己影像时，这个小山村瞬间热闹起来。很多妇女也跑来让我拍照，一对在镜头前有所抵触的老年夫妇也换上了崭新的水族服饰站到我身边。蓦然间，慈祥的面容在我的脑海中闪烁，伴随着快门声，这对老夫妇与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的影像被定格：鲜明的人物和背景建筑展现了水族村民的居住环境。 　　2013年4月，我到浙江省景宁畲族自治县双后降村村民蓝延兰的家拍摄。由于时值茶叶采摘季节，蓝家人白天采摘的茶叶耍在晚间加工。为了记录当地茶叶生产的全过程，向世人展示畲族村民生活的另一个层面：从白天采茶叶到晚上炒茶、揉茶，一直到最后烘干，我完整地记录当地的茶叶加工过程。那些消失的生活方式和民风 　　在这些年的拍摄中，我深感社会发展给民族传统生活方式带来的改变，一些民族的原生态生活方式已经消失。 　　2005年，我拍摄四川西昌市昭觉县一个彝族村子。村民外出都身披彝族特有的毛毡斗篷，毛毡斗篷可保暖，又可铺在地面当被子盖。当地人多地少，加之土壤问题，村民只能种植土豆和饲养猪、羊。彝族青年里乃拉哈，住在不足10平方米的房子里，被子铺在地上，人畜混居。2010年我再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搬入新居，有了床铺后，不再人畜混居。 　　2005年，当时的广西那坡县吞力屯还相对封闭，村民很友善。一名叫韦秀英的村民看我在阳光下拍摄大汗淋淋，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让我到她家里坐一下，并给我倒了一杯开水。她说，村子离县城远，平时很少有外人到这里。当我2010年再次前往那里时，途中路旁架设的大型喷绘广告迎面而来：“欢迎到黑衣壮故乡那坡”。吞力屯的村口也开始收费，仿佛一夜之间，古朴的民风不再，友善的村民变成了精明的商贩与你讨价还价：向你兜售一些小商品，商讨你拍他的价格。 　　坚守传统的大岞村“惠安女” 　　福建惠安崇武镇的惠安女，她们的服装和解放前没有差别。一句打油诗可以概括她们的装扮：封建头、民族肚、节约衣、浪费裤。具体为，头披鲜艳的小朵花巾，捂住双颊下颌，上身穿斜襟衫，又短又狭，露出肚皮，下穿黑裤，又宽又大。这种服饰在全国独具一格，具有很强的色彩感染力，被视为“中国服饰精华的—部分”。 　　据了解，崇武镇大岞村为了保持惠安女的独特装束，拟出台一项条款：一年中经常穿惠安女服饰并梳惠安女发型的妇女，每个月村里给500元工资。在如今很多民族纷纷放弃传统的时候，惠安女的传统服饰在这里得以保存。 　　途中的“冷”与“暖” 　　318国道，川藏线，从这里可以前往西藏拍摄藏族。2004年5月，我驾驶摩托车抵达四川理塘。第二天早晨，在途经折多山的过程中，摩托车在大雪中左右摇摆，有的路段只能靠两条腿在雪中用力后蹬才能通过，走路就如同平地负重30多斤。当时只穿了毛衣、毛裤的我在这雪中高原行进了几公里后就冻得浑身发抖，不停哆嗦、流涕。为保持体温，我每走几公里就原地跳动并吃感冒药（在高原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