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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软实力战略性思考 　　“软实力”是20世纪末西方学者提出的一个战略分析要素，其意义在于用有别于传统的分析视角，另辟蹊径地探索一种新的实力分析框架和系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是这一概念的创造者，他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让人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而获得预期结果的能力。这是一种通过吸引而非强迫获得预期目标的能力。它可以通过说服他人遵从或使他人同意那些能够产生预期行为的准则或制度来发挥作用。”软实力概念的提出十分妥帖地解决了硬实力分析中所面临的种种困惑。 　　就软实力的内涵而言，百家争鸣，各家自成体系。约瑟夫·奈认为，国家的软实力有三个来源：文化、政治价值观念和对外政策。国内有学者指出，软实力的构成要素包括：“一是思想、观念、原则，既有国家政府提倡的，也有人民认同和反映的；二是制度，在国际关系中特别关注参与国际制度建设的方面，但也与国内制度有联系；三是战略和政策，这显然是政府制定与执行的，但企业、非政府组织、民众也有配合与否的问题。”从不同角度上看，对于软实力的认识不外于一个根本范畴，就是文化性派生力量范畴。这是软实力概念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也是与硬实力相对应的一个基本特征。 　　软实力的功能分析 　　软实力是一个国家和政府所拥有的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欲合理地发挥其作用，就要从功能上厘清基本的定位。就软实力的功能而言，包含以下几项： 　　战略性。在现实世界中，有三种对应力量关系值得重视和思考：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真实战争与虚拟战争、硬实力与软实力。目前，对这三种对应力量的比较不是很多，但这三种关系却代表着一种社会潮流和战略发展趋势。成思危在其《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中引用数据说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关系越来越不明显。虚拟经济在一些发达国家能够独立运行。2000年，全球GDP规模为30万亿美元左右，虚拟经济的规模，包括股票市值、债券余额和未平仓的金融衍生品合约在内，大约是160万亿美元，两者比例为5∶1。而到了2007年，全球GDP规模达到约50万亿美元，虚拟经济规模则为800万亿美元，两者比例达到16∶1。这些数据反映出了它们发展的时代趋向和历史轨迹。真实战争和虚拟战争的关系也面临着同样的发展路径。虚拟战争的作用在实践中越来越突出，加拿大的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指出，“网络战和无人机让人……看到了一种极富吸引力的战争前景：这种战争不仅有着较低的经济成本，而且毫无危险。” 　　从目前的发展阶段上看，前两种对应关系与硬实力、软实力关系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相关性，但却存在着逻辑相关性。值得关注的划时代历史事件是冷战的形成和苏联的解体，这一历史进程把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关系表现得异常深刻和清晰。在硬实力，特别是军事力量上苏联是超级大国，但在对外软实力上，当时的苏联没有体现出多少优势。从世界发展潮流来看，物质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精神层面发展状况的制约与驱动，软实力的这种力量，其能量程度至今也没有完全为人们所准确估量。与虚拟经济和虚拟战争相比，那两个形态仅仅是一个历史名词，是一个时代和阶段的产物，而软实力则是具有跨时代、长周期，关乎持续与变通的更为宏大的社会基本力量，它代表的资源是社会全视域下的，是难以用一个指标或是一个体系表概括清楚的。它的比较与超越的难度都远远高于硬实力指标体系，这样看来，其战略意义就不言而喻了。 　　资源性。软实力具有的战略性功能特征决定了其资源性功能存在间接、前瞻、可持续的一些基本特点。软实力与硬实力的比较优势在哪里？我认为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这两种实力不能在一个历史截面上作比较，应该在一个相当的历史周期中对照。在不同的周期中，两种力量会有不同的表现力。其原因就在于软实力在对资源功能的调配上，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力度。当然，这种资源并非各种显性资源，而是在物质、经济或军事资源之外的大量具有文化属性的资源。 　　软实力具有的资源存在着对立统一性，即充分与稀缺，吸引与分散。软实力主要包括人才、组织、价值、传统等因素。就人才这个要素而言，就是硬实力所绝对依赖的。软实力资源是由历史文化等长期因素作用而成的一些资源要素，因此其作用和价值也只有在长期的发展周期中才能看出端倪，但无论怎样，这些资源都是创造硬实力的基础和条件，没有这些基础，也不会有牢固和长期的硬实力的提高。 　　合化性。软实力不仅具有间接能动作用，还具有直接作用能力，即它的社会整合与运化能力。软实力至少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功能：一是意识形态的主导权；二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社会成员的凝聚力；三是自我调整运行更新的能动力。合化性是基于软实力的文化特质而形成的判断，在文化特质中，软实力与硬实力常常交织在一起，与软实力的其他功能不同，合化性主要表现在秩序化方面的作用。 　　无论什么时期、什么阶段，秩序对于社会、政府都是至关紧要的。对于人而言，从认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