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调查.docVIP

昆明中国空军公墓调查 8 月12 日，位于昆明市东郊大石坝附近的飞虎队公墓内，杂草丛生，500 个墓穴基本都被破坏掘开，棺木横陈在外。飞虎队公墓于1954 年迁至该地，但一直不为人所知。云南飞虎队研究会于2007年发现墓群时已遭破坏，2010 年当地民政局曾表示要保护飞虎公墓，但时隔3 年，保护措施仍未落实。摄影/ 任东 　　这是一片寂寥而荒凉的所在。 　　松树林中，一排排整齐的坟墓，每排三四座到二十多座不等。没有墓碑、没有鲜花，只有树木、枯枝和杂草。草木累积形成的黑色地面，踩上去松软绵滑，潮湿处还长出了一朵朵乳白色的菌子——这便是昆明市东郊长春山上，中国空军墓地迁葬地的模样。 　　因墓地未迁葬前曾安葬过牺牲的美国飞虎队飞行员，因此被周边村民称为“飞虎公墓”。2013年8月中旬，一篇名为《昆明飞虎队公墓500英烈遗骨横陈 6年无人管》的新闻传遍网络。记者亲见，有棺木被挖开，随意丢弃一旁。时值日本无条件投降68周年纪念日，在战争中为民族献身的将士却如此凄凉，一时间，舆论哗然。 　　8月17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上山时，坟墓已被当地民政部门重新掩埋。没有了暴露在外的骨骸或棺盖，只有深红色、黄色新土覆盖于坟堆之上。 　　从昆明市区开车到达经济开发区大石坝村，穿过两所民房间的一段长坡路，驶进坑洼不平的山路，约1公里后才能到达这座人迹罕至的长春山头。云南省飞虎队研究会立起的纪念碑，是唯一的识别标志。 　　问起这座公墓，年轻人都茫然摇头不知所踪；只有60岁以上的老人，才能拼接出模糊的记忆。寻访时，一位老人惊讶于记者的问话，“这地方，现在真还有人管啊？” 烈士归土 　　二战时，美国阵亡飞行员约翰·布莱克本的母亲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信。信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亲笔写的，信中说，她的儿子在1942年4月28日驾驶飞机进行射击训练时突然坠入湖里，遗体在几星期后被打捞出水。 　　“他被埋葬在昆明附近8公里的中国空军墓地，他的坟墓是第10号。他的葬礼是按照基督教和军人荣誉的形式进行的。”陈纳德在信中说。 　　墓地的英文原名是“The Pilots Cemetery for Chinese Government”，即“中国政府的飞行员墓地”；而昆明附近8公里，正是位于昆明东郊的阿拉乡小麻苴村。 　　小麻苴村村民杨钧生于1935年，从记事起，他就知道父亲在看管一个公墓。小麻苴村后山据说风水极好，滇系首领唐继尧夫人的墓地也在此处，曾由杨钧的爷爷负责看管。 　　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没有驻扎中国空军的昆明，由从杭州迁来的中央空军军官学校出动应战，牺牲者被安葬在小麻苴村，称为“空军烈士墓”。1941年12月至1942年7月，美国志愿队即飞虎队对日作战。因属于中国空军，牺牲飞行员也有一些葬于小麻苴村。 　　杨钧常跟着父亲去墓地玩耍，“都是孩子，根本不知道害怕”。公墓在村里龙树庵后，四周挖了深沟，种着碗口粗的柏杨树。墓地坐西朝东，东边入口处竖着两座木牌坊，沙石路两边安葬着一排排的空军烈士。再往里，两旁各有一条长花坛，最后是一幢青瓦平房，那是由蒋中正题名的忠烈祠。 　　忠烈祠里摆着长条供桌，上有木板台阶放置灵牌。杨钧父亲的工作是擦拭灵牌、拔除墓旁杂草；长大后，杨钧还在墓地入口两侧的空地上开荒，种些苞谷麦子。 　　国民党将领许义浚的义子、附近村民郭师尧读小学时，曾被老师领来拜谒。那是1940年，已有约40座墓冢，墓前立有一人高的石碑，顶部由两块长短相差两尺的块状石重叠成，外表被水泥沙浆粉成灰白色，高出地面半米多。 　　烈士牺牲后，棺木被存放在龙树庵里，每年在9月28日纪念日集中埋葬。穿着马靴的军乐队阵仗很大，“嘀嘀-嘀嘀-嘀-嘀，哒哒哒—”78岁的杨钧随口哼出，满是皱纹的脸上露出笑容来。他如今住在小麻苴村新开发的小高层里，几十年来第一次向媒体回忆往事，与他合住的孙子上初中了，也才知道他有过这样一段经历。 　　空军公墓建立后，昆明地区负责机场管理维护的地勤部队，有因公殉职的航空站人员也被葬入公墓。此时，昆明几个机场的航空站，都隶属于中国空军第五路，昆明市文史研究会副会长卜保怡因此考证，空军烈士墓安葬的烈士，包括中央空军军官学校、中国空军第五路航空站和美国志愿队三个部分。 　　不过，地勤人员下葬时没有军乐队，墓冢也是中国传统的拱起样式，被统一安葬在忠烈祠的北边。 　　约翰·布莱克本则被安葬在忠烈祠的南边，没有与中国飞行员安葬在一处。墓碑上刻着英文，除此之外与中国飞行员墓碑没什么不同。与四五百人的中国飞行员、地勤相比，这里安葬的美国飞行员并不多，杨钧记得约有三四十人；另一位村民李文华回忆，最多不超过百人。 　　一位名叫斯科特的美国飞虎队员在《上帝是我的副驾驶》一书中有过对这块墓地的描述：“墓地在一个佛教的小寺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