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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街琐事 　　半个多世纪后，这条曾经留下众多文化名人踪迹的胡同，已经变了原来的模样。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眼看着故土渐渐成为孤岛，摇摇头说：“胡同变了。” 　　“来啦！”穿着橙色制服的清洁工走进胡同，朝澡堂前的鸟笼高喊了一声。 　　“来啦！”红嘴八哥尖着嗓子学了一句。 　　清洁工大笑说：“每天经过这里，我都会逗弄它一下。”说完，他骑上自行车，摇着车铃，消失在弯弯曲曲的胡同中。 　　红嘴八哥“家”的深处是一条宽敞的胡同。胡同斜斜地延伸700余米，贯穿大栅栏商业街和琉璃厂东街，是前门大栅栏地区的一条核心胡同，名为杨梅竹斜街。 　　相传，从前有一个姓杨的媒婆住在这里，故名为“杨媒婆斜街”，清朝时期谐音雅化为“杨梅竹斜街”，并一直沿用至今。站在斜街的高处，能望得见高高的前门楼子。用老北京话说，这里是正儿八经皇城根儿下的地儿。 　　1950年，《人民日报》将杨梅竹斜街作为旧城“文化遗产宝藏”的范例进行了报道。那时的胡同，地面坑洼不平，小巷里蚊蝇滋生，老旧的四合院建筑摇摇欲坠，一副破败衰落的景象。 　　半个多世纪后，这条曾经留下众多文化名人踪迹的胡同，已经变了原来的模样。空中纵横交织的电线消失了，违章建筑拆除了，新地砖铺设好了，“新街坊”搬进来了……一切看上去很美好。 　　住在胡同里的人们，眼看着家园慢慢变化，眼看着故土渐渐成为孤岛，他们摇摇头说：“胡同变了。” 　　胡同外，京城最初的模样早已面目全非。 　　两棵杨树 　　民国时期的杨梅竹斜街曾是著名的“出版一条街”。现在，居民们的“新街坊”是一群搞文化的年轻人。从2012年开始，配合大栅栏投资有限公司“文化展示体验区”的定位，铃木食堂、米念、独奏者咖啡店等创意时尚店铺纷纷进驻杨梅竹斜街。 　　2013年10月19日，搞文化的年轻人在为“餐+电影”活动做准备。即将播放的电影是《乐士浮生录》，讲述的是一群古巴音乐人如何摆脱束缚，获邀进入美国音乐圣坛演奏的故事。 　　同一时刻，刚搬进杨梅竹斜街没几天的独奏者咖啡店门口，聚集了许多愤怒的居民。 　　事件是由51号院的两棵杨树引发的。杨树枝干粗壮且严重倾斜，对院内的居民生活造成了危险。居民向市园林局申请了两年，终于得到伐树的批复，却被“这帮搞文化的”年轻人以“绿色环保、保护景观”为由加以制止。 　　被伐了一半的杨树，斑驳的躯干上，隐约可以看见生锈的铁丝。那是前几年为了防止杨树倒塌栓上的，现在已经长到了树里。 　　51号院居民张爱国（化名）被树根堵得连家门都难以打开。他摇着头说：“这帮孩子太年轻，不懂得这个树。”两棵杨树易生虫，易招雷，树干已被虫蛀空，随时可能倒塌。 　　咖啡店前陆续有参加“餐+电影”的年轻人经过，他们穿着文艺，脸上写满或是好奇或是漠不关心的表情，但没有人为之停留。 　　居民与年轻人之间的矛盾并不是一天形成的，也并非只与杨树有关。 　　51号院的邻居是刚搬进来的标准营造事务所。事务所正在做的是关于“微胡同”的创意，“探索在传统胡同局限的空间中，创造可供多人居住的超小型社会住宅的可能性”。 　　“这是‘标准营造’的第一个胡同项目，目前处于探索阶段。”年轻的工作人员张明明语气中带着憧憬和信心。 　　标准营造事务所的大门是用从居民手中购买的木板拼成的，从外面看，像是还没完工。张爱国指着门说：“原来挺好的门给拆了，弄一破木板，花了好几千，跟难民营似的，破坏中国形象。” 　　张爱国今年50岁，在杨梅竹斜街51号院住了5年。他用一句话总结“微胡同”：“理念有点超现实主义。”在他眼中，房屋的形态无法让人接受，“太超前了，不实惠。家具摆哪里？冰箱彩电摆哪里？” 　　短短两年，杨梅竹斜街分成两派，一派是原居民，一派是新街坊。 　　过去闲来无事，居民们总爱搬个板凳坐在胡同里唠嗑。现在，咖啡店门口不允许居民坐，因为那是收费的服务区。 　　米念店铺门口摆着一个艺术品，许多泥塑小人组成一个正方体，是店主根据“你是大多数吗”这一话题而做的。米念经营者嘉文说：“这个泥塑想表达人们如何在追逐个体需要的同时，又能跟群体保持一个很好的关系。” 　　也许在杨梅竹斜街，他们能找到这个话题的答案。 　　老北京变了 　　长着两棵杨树的51号院，原来居住着十几户人家，腾退后，院子里只剩5户，关桂兰（化名）是其中之一。 　　旧时的老北京四合院非常讲究，院子里种树、养花，有的还置有金鱼缸、搭有葡萄架。现在，关桂兰所住的四合院已经被私搭乱建成大杂院，但她还是在有限的空间里种上了葫芦、丝瓜。植物结果的时候，够左邻右舍吃好长时间。 　　院子里很安静，听不到外面的喧闹声。她笑着说：“夏天如果不关窗户，都能听到对门的胖小伙打呼噜。”后来，胖小伙搬走了。再后来，胖小伙回来转了个弯，说后悔从这里搬出。 　　关桂兰的儿子在澳大利亚，她去过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