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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妈妈的困境 　　未婚妈妈所面临共同的现实问题是：非婚生子没有准生证，医院都没法建档。因为非婚生育，所有的费用都无法报销。非婚生的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落户。 　　这是一个隐秘的群体。截至目前，有关我国“未婚妈妈”的总体数量，尚无机构或部门有过权威统计。专家认为，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亟待加强。同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 　　守护生命 　　乔敏，贵州人，10年前来京打拼，是电子设备销售员，那年她21岁。来京第一年，这位一笑就会露出两颗虎牙的女孩，认识了飞飞的爸爸。在一起3年，一次激烈的争吵后，两人负气分手。 　　几个月后，乔敏发现怀孕，找到飞飞爸爸，男人说：他把另一个女人肚子搞大了，刚同她闪婚。 　　医生说乔敏子宫后位。属于不易受孕体质。如果选择流产，“意味着以后很可能再也无法当母亲。” 　　乔敏决定留下这条生命。 　　有些微胖的于军是名教师，短婚未育，此后独居。2008年，通过网络，她认识了孩子的生父。男人是程序员，吉林人，住在于军的家里。 　　于军“从一开始就知道不会长久”，那时她41岁，男人二十五六岁。 　　年底，她怀孕了。男人极力劝说她打掉孩子，双方谈不拢。 　　不顺心的婚姻，多年一个人生活，于军想要个孩子，就像她本能地想从生活中抓住些什么。她不想看到自己的未来像小区里那个独居的老太太，死在家里半个月才被发现。 　　“抓住些什么”就注定要面对更多周围异样的目光，很多现实问题。 　　艰难生活 　　算作超生人口，非婚生的孩子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落户。 　　飞飞的爸爸是北京户口。飞飞出生后。乔敏曾想着给飞飞弄个北京户口。 　　几年过去，户口一直没办下来。乔敏咨询北京计生部门，非婚生子，孩子若想取得北京户口根本没有可能。 　　回贵州办理。当地计生部门也不肯给飞飞落户，“你都不在贵州，我们知道孩子是哪儿来的？”一句话把乔敏噎了回来。 　　于军也曾打匿名电话咨询计生部门。电话那头说，婚外生育是违法的，给孩子上户口要先缴罚款。几万块。 　　她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海淀实验小学旁边，没多远就是首都师范大学，属于典型的“黄金学区”，她清楚地知道，只需户口本上的一页纸，女儿的人生“至少不会差到哪里去”。 　　那是在5年前，于军刚刚生产完，因生产全部自费，她手边没有余钱。“只要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她想，休养好身体再想办法。 　　却没想到，要完成这一纸证明，需要重重阻隔，寻找孩子的生父，成了她过不去的坎儿。 　　寻找生父DNA 　　2009年底，于军深吸一口气走进街道计生办，对方答复，要提供生父信息及亲子鉴定证明。 　　孩子出生前两个月，于军挺着大肚子见了孩子生父最后一面，那次见面主题明了：男人还了之前借于军的5000块钱。然后宣布，于军、孩子跟他没丁点儿关系。接着电话换了，网络账号全部注销，离开北京，消失得彻彻底底。 　　“她现在的情况是想交罚款都没资格。”于军所在小区居委会主任李冬梅说，为帮她解决问题，居委会跟街道、派出所协调了不知多少次，也联系过吉林警方。但“对方说这事儿他们管不着。” 　　街道办也曾建议于军登报寻人，然后报失踪。但是报纸登了，警方又说报失踪必须是直系亲属并且提供相应证明。 　　仅有女儿生父的一张暂住证，于军走投无路。 　　今年年初，于军花3000元请了吉林当地一位律师，起诉孩子生父。律师多次跟法院沟通，法院审查相关材料后，觉得此事缺乏立案依据。 　　代理律师丁雯称，这种案子即便立案成功，后期调查取证也困难重重，“法院不能强制公民进行亲子鉴定。”最后一条路被堵死了。 　　海淀区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就此事表示，她的情况特殊，区里会向上级部门提交详细报告，等待具体的业务指导。“我们理解她的焦急，但是规定在这儿，我们左右不了。” 　　主流外的“真空” 　　“在我国，受制于传统观念和计生政策，这一群体一直在主流视线之外。”杨菊华认为。 　　杨菊华是中国人民大学人口学系、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在她看来，目前青少年普遍早熟，而青年选择婚姻的年限却一再延后。这意味着从成熟之后到进入婚姻之前，有一段超过10年的真空期。 　　“我国的生育关怀、服务，大多是针对婚后女性开展的。这样一来，这10多年的真空期伴随着人们性观念的开放，未婚妈妈的产生和扩大成为必然。”杨菊华介绍，在西方社会，女性有选择未婚生育的权利，她们当中特别困难的，政府和民间组织会提供完善的公共服务。 　　“是时候好好审视这个群体了。女性生育权既不应该成为婚姻的附庸，也不应该被滥用引发生而不养等社会问题。”杨菊华说，不管是政策制定还是学术领域。对未婚生育现象的关注目前都不多。 　　有专家建议，希望那些准未婚妈妈能冷静理性，不要冲动，要多为孩子想想。现实的困境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