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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流涤官 　　谁是四川历史上的第一个清官？ 　　算来算去，川主李冰似乎可以够得上。治水、煮盐，颇有政声，不过史书中并未有他个人品行清廉的记载，李冰似乎更偏向史书上所描绘的循吏。 　　清官的概念本是儒家思想的产物，直到战国时期，四川这块地方才和中原文化开始接触。这里本身自然条件好，很适合农作物生长，这在农业社会无疑是巨大的优势。有人说，正是因为天府之国的生活压力不大，这里的官员容易“无欲则刚”，对物质要求没有过于强烈的欲望，容易坚守清廉的品格。 　　“水能兴邦，邦能兴水。水运系乎国运，国运系乎水运。”辞赋大家何开四表示，自李冰之后，治水清流这条暗线，贯穿了一部古代四川清官的编年史。余秋雨则认为，正因为有了李冰，中国也就有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巴蜀有官初养成 　　在封建社会，清官是凤毛麟角的。要产生清官，首先要有一个庞大的官吏群体。然而在一开始，四川地区并不具备这个条件。 　　西汉，四海承平，四川地区的农业发达，这里也迎来了孔孟之道的第一次浪潮，也是四川官员在中国历史上崭露头角之始。 　　汉景帝时，庐江人文翁作蜀郡太守，首扩灌渠系统，引湔水和清白江连接，从此赋予都江堰灌溉意义。更在“见蜀地辟陋，存蛮夷风”后，考虑到兴办教育，但当时的川人对当官并不是非常热衷。文翁只好从仅有的“郡县小吏”中选送一些条件好的，送到长安国学去参加培训班，还用学成之后的“封吏许愿”和免除徭役来鼓动大家。 　　这些蜀生学成归来后，担任重要公职，也充作郡学教师。很快，文翁开始“扩招”，邻县的子弟也来入学了。 　　办学几年以后，在蜀地产生了积极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吏民中开始出现了以学为荣的风气，曾经讥讽读书人的陋习有了根本改变。“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景帝在嘉奖文翁的同时，“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 　　纵使文翁表现得如此优秀，他依然够不上严格意义上的清官之誉。不过，在文翁兴学过程中，亲自选拔送到京师学习的蜀生，却产生了一批很有才能的人。其中一个叫张叔（宽）的就有幸入选了《汉书·循吏传》。张叔被汉武帝征为博士，官至侍中，扬州刺史。按现在说法，这是一位学者型官员，更是颇有善政的循吏，和清官已经很接近了。 　　此时的蜀地，出了一位大文豪司马相如，但文豪照样不等于清官，甚至不等于会做官。《史记》和《汉书》的《司马相如传》，更是只字未提及相如和文翁的关系，让很多人不解。 　　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司马相如并不符合文翁培养人材的要求。虽然他后来曾以诗人的浪漫和政治家的严谨，刚柔并济，归化了原本如同一盘散沙的“西南夷”，但他的高才更多是在辞赋。文翁更看重经学和律令的吏材，其办学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培养官吏，而司马相如对做官之类的事，“非其好也”。司马相如的这种态度，无意间影响了后世不少四川学子，蜀人对自身在全国政坛上的驰骋，似乎显得消极，不过也形成了蜀地官员的一种独特风骨。 　　受影响最直接的，无疑是出自成都的扬雄。他有一个很糟糕的仕途环境，向上看，面对的是智商不高的汉成帝；往前看，身边是心怀叵测的同事王莽；朝后看，还有个同官的同性恋董贤。这能不憋屈吗？但他显然不是一个喜欢在官场上“惹是生非”的人。桓谭曾说他“禄位容貌不能动人”，意思就是扬雄工资低，官位小，甚至人也长得不帅，更不会搞自我宣传，在京城很难吃得开。更重要的是，扬雄不如一些八面玲珑的官员，性子中还存在一份蜀郡人的天真。 　　直到王莽篡位后，扬雄才以资深老干部的身份，被老同事提拔为大夫。可见扬雄在官场混得比较差，最后只能选择潜心文章，并以此传世。 　　巴蜀才子在首都官场上的挫折，并未阻碍这里出现第一个绝对的清官，东汉初期任蜀郡太守的咸阳人第五伦。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不少人家中的资财多至千万，都乘坐漂亮的车子，并因为有财产贿赂得以担任官职。第五伦到任后，把一些家境丰足的官吏精简掉，遣送回家，改选孤弱贫寒有节操的人担任属吏。从此争相贿赂之风便被禁绝了，官员的职守得到整饬，而他所举荐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级的官，蜀地的官员得到了极好的锻炼，为东汉后期的人才盛世打下基础。 　　能吏的第一次井喷 　　第五伦的基础，终于在东汉末年结出了硕果。在蜀（益州）执政的刘璋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政策，政绩甚好，益州良吏出现了第一次井喷。不光本地有阆中黄权、广汉秦宓这样的能吏，更吸引了刘巴、李严等外来良才，陕西人法正还是在饥荒的条件下前来投奔的，可见“千里无鸡鸣”的乱世下，蜀郡人文之盛。 　　后来刘备前来争蜀，有人劝刘璋坚壁清野以迎敌，刘璋断然拒绝：“吾闻保境以安民，未闻动民以保境”，宁愿失败也不给老百姓造成损失。但自此，也形成了一个“不良”传统。凡割据四川者，大多两代而亡，且是在坐拥优势之下开门请降。 　　诸葛亮治蜀，也和治水相关。当时，为避免洪水入侵成都城区，主持修筑了九里堤。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