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球的中国名利场.docVIP

网球的中国名利场 　　周一上午10点，北京国贸的一家A+级网球馆。场上正在进行一场女子双打练习，网球散落一地。每一次击球声响起，都伴随着“嘿”的一声闷喊。“她在这儿打十年了，没断过。”坐在场边的教练抿了一口茶，指向其中穿着白色网球服的中年女士。 　　离这里不远，是新中国最早的室内网球馆，国际网球中心。20多年前，只有外国人和高干才能在里面挥拍击球。当时的国人，还很少有人知道网球，更不要说爱好。 　　而在今天，网球已经成为城市中产阶级和富裕人群热爱的运动。在过去40年中，网球和网球运动员、爱好者的命运跌宕，也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 2012年10月5日，中国网球公开赛男子1/4决赛，午后的北京阳光穿透看台缝隙，洒在莲花球场中央，令球员看上去犹如聚光灯下的舞者。而让中国富裕阶层迷恋网球的，正是这种优雅和风度。 不到50个人在打网球 　　时光倒退四十年，网球对中国人来说，还可望而不可即。 　　那是计划经济的时代，粮、布、食用油、豆腐，一切凭票供应，一户家庭一个月只能分到四包香烟。 　　1973年，12岁的刘瑞东第一次摸到网球拍，比一般的中国人早了整整20年。这是那个年代接触网球的唯一途径：上体校，走专业运动员的道路。 　　“文革”开始后，小学停课，做音乐教师的大姐怕刘瑞东整天在外晃悠会“学坏”，托体校的网球教练管教他。测完立定跳远、跑步、掷铅球，教练拍拍刘瑞东的头，“小伙子身体素质不错！”他就此与网球结缘。 有闲，有钱，缺一不可，这两个条件圈定了邱士友的客户范围—职业大部分是老板或者企业、银行的管理人员，年龄大都在40岁以上，男性居多。 　　刘瑞东记得，自己刚去体校的时候，邻居问：“在体校练什么啊？”他答“网球”，对方面面相觑：“网球是什么？跟棒球一样吗？”刘瑞东所在的北京体育馆业余体校，是当时北京唯一的少年体校，网球班男女生加起来一共20多人；唯一的专业网球队“北京队”，也只有十几人。“北京市一千多万人口，不到50个人在打网球。” 　　上海网球制造厂生产的“航空”牌木制网球拍，是这批网球运动员的集体记忆。上世纪70年代初，国际上最顶尖的高手用的都是英国“邓禄普”牌的木头拍；1977年出现了铝合金材质，刘瑞东掂过朋友从美国带回来的球拍，“挺沉”；再过八年，如今普遍使用的轻巧的碳素石墨球拍才出现在中国，“比国外晚，但也就晚了一两年”。年轻一代很少知道，上世纪80年代以前，网球是白色的，后来因为反光厉害、影响视觉，才由国际网联统一改成现在人们熟知的黄绿色。 　　握着木拍、捏着白球，在体校上了一年的网球课，13岁的刘瑞东就代表北京队，在全国网球比赛上迎战成年人—说是“全国比赛”，但当时30个省级行政区中，只有13个派出了参赛队伍。“队伍和人数都太少，若再按年龄分组，就没法打了。” 　　在体校，刘瑞东的最好成绩是在全国青少年比赛中获得第五名。1979年，他被抽调入刚刚成立的八一网球队。钦点他进入八一队的，是开国上将、八一队的组建者吕正操。 　　在八一队，每天的训练更像是一份工作，拿着跟其他职业差不多的工资，却有一项让人眼红的福利：“运动员灶”。队员们的伙食标准是每人每天1.5元，“一个职工一个月的工资才十块二十块，这1块5，相当于现在的300块。”而且运动员的食谱中，常有一般市民吃不到的“好东西”。 　　但进入八一队后，刘瑞东一次比赛都没有参加过，他将之归结于教练的打压：这个来自上海的女教练原本希望将自己的侄子调进队中，最终名额却花落刘瑞东，因而对他处处设限。刘瑞东也在质疑自己继续打下去的意义：成绩再好，无非是加入国家队，日复一日地进行看不到价值的训练—他们根本没有代表国家出战的机会，当时，在国际上代表“中国”的是台湾队员。 　　因此，在教练第二次提出希望他能让出名额的时候，他选择退出，在北京体育大学获得学位后，进入国家体委，成了一名网球教练。 网球运动员张兵冰在在1998年的曼谷亚运会上拿到了单打第四名，他在退役后选择成为一名私人教练，并庆幸自己做了一个明智的决定。 为外国人服务 　　1988年，刘瑞东被分到了“北京国际网球中心”，也叫国际俱乐部。 　　这是中国最早对外营业的大型网球运动场馆，由国家体委（后来的国家体育总局）和日本合资，为1990年的北京亚运会而建。 　　当时全北京只有四块室内网球场，两块在国家体委的训练馆，另两块就是国际网球中心。后者是前国家领导人万里在“文革”中力排众议建起来的。他以“北京冬冷夏热，春秋风沙大，不修室内场馆，外国人就不愿意打”为由说服了军代表，网球馆建成后，成为万里“以球会友”的场所，老布什作为美国驻华联络办主任，是这里的常客。这段历史，被称为“网球外交”。 　　刘瑞东在这里一待就是十几年。前一半时间，他几乎都在为外国人服务。中国人极少，大多是国家领导人和高干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