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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乔木与季羡林的六十载交谊 　　胡乔木是我国一位素有“大手笔”之称的领导人。他一生写作了大量政论文章，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了重要的引领作用。由于长期与文字打交道，胡乔木对真正有才华的学者十分尊敬，也非常有兴趣结交，并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他们真诚实际的帮助，因此受到许多学者、文人的爱戴。这里，我们试记述胡乔木与文化大家季羡林的六十载交谊。 　　一 　　胡乔木与季羡林结识于1930年共同就学的清华大学，季羡林读的是外语系，胡乔木最初入物理系，后转入历史系。后来季羡林记述：“我们究竟是怎样认识的，现在已经回忆不起来，总之我们认识了。”当时的胡乔木积极要求进步，加入了共青团，开始从事秘密革命活动，还担任了北平市团市委委员、宣传部长等职务；季羡林则是认真埋头读书，希望出国。当时，胡乔木希望发展季羡林参与团组织，便在一个晚上，“摸黑”来到季羡林的床头，做说服工作。据季羡林回忆：“我虽然痛恶国民党，但我觉悟低，又怕担风险，所以，尽管他苦口婆心，反复劝说，我这一块顽石愣是不点头。我仿佛看到他的眼睛在黑暗中闪光。最后，听他叹一口气，离开了我的房间。”尽管如此，两人还是结下了友谊。不久，胡乔木从事（季羡林认为是“创办”）一个工友子弟学校的工作，从相熟的同学朋友中约请教员。季羡林受到了约请，愉快地前去“那一座门外嵌着‘清华学堂’的高大的楼房内”上课帮忙。此外，有时早晨季羡林会在盥洗室的洗脸盆中，发现一些手抄或油印的革命传单。他和其他同学心里明白这些东西是哪来的、谁散发的，可并没有一个人去向校方告发。应该说，季羡林对胡乔木他们当时的活动，虽不积极参与，可内心是抱有同情和理解的，否则，这些活动是难以“秘密”进行下去的。 　　过了不多久，胡乔木转入浙江大学学习，同时从事学生运动工作。季羡林则按部就班，读到毕业，在教了一年中学后，他考上清华大学与德国协定交换的研究生，与另一个“乔木”乔冠华一起，赴德国留学，这一去就是整整10年。而此时的胡乔木，早已奔赴延安，全身心地投入革命，并担任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的秘书。季羡林说：“我们完全走了两条路，恍如云天相隔，‘世事两茫茫’了。” 　　二 　　季羡林回国以后，在北京大学担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初的一天，季羡林忽然接到一封中南海发出的信函。信的开头，写信人就急切地说：“你还记得当年在清华时的一个叫胡鼎新的同学吗？那就是我，今天的胡乔木。”季羡林当然记得，一下子，当时的岁月浮现在眼前，“一缕怀旧之情蓦地萦上了我的心头”。 　　胡乔木在信中说，现在形势顿变，国家需要大量研究东方问题、精通东方语言的人才。胡乔木大约负责这方面的工作，所以他征询季羡林的意见，问他是否同意将南京东方语专、中央大学边政系一部分，以及边疆学院合并到北京大学来。能扩大自己的科研队伍，季羡林当然同意。东方语言学系原本并不大，只有几个教师，那些学院人员合并进来后，“东语系”竟成了北大最大的系，一下子“熙熙攘攘，车马盈门，热闹非凡”。 　　不久，胡乔木来到季羡林当时居住的翠花胡同看望老同学。一进门，胡乔木张口就说：“东语系马坚教授写的几篇文章：《穆罕默德的宝剑》、《回教徒为什么不吃猪肉》等，毛先生很喜欢。请转告马教授。”十数年未见，以这样的方式打招呼，胡乔木似乎想要营造这样的气氛：他与老同学一点不隔阂，寒暄客套可以完全免去。胡乔木身上也没有一点点内阁官员的架势，也许，这就是他与季羡林能够长期保持友谊的基础。胡乔木还注意用了一个老知识分子容易接受的称谓“毛先生”，而非毛主席。这个词出自共产党干部之口，令季羡林觉着很新鲜，所以留有很深印象。 　　1951年，中央政府将派出第一个大型的文化代表团赴印度缅甸访问。胡乔木想到了老同学，问季羡林愿不愿意参加。季羡林研究的是印度古代文化，却从没有到过印度，当然希望能亲身感受那里的社会文化气氛。胡乔木满足了老同学的愿望。通过这一次文化交流，季羡林畅游了缅甸和印度，对自己先前研究的内容，有了亲切印证的机会。那里的风土人文，给了季羡林“毕生难忘”的印象。能够实现自己多年的夙愿，他“当然要感谢乔木”。 　　在之后的岁月里，中国的政治斗争，“阶级斗争”，接连不断。从一些资料中可以知道，胡乔木那些年忙得不可开交。想来，就算他乐意与搞学术的老同学联系，也缺少时间和精神的余裕。季羡林回忆说：“两个‘乔木’（指乔冠华、胡乔木）都是我的朋友，现在都当了大官。我本来就不喜欢拜访人，特别是官，不管多熟的朋友，也不例外。”“说句实在话，我这两个朋友，南北二‘乔木’都没有官架子。我最讨厌人摆官架子，然而偏偏有人爱摆。这是一种极端的低级趣味的表现。”“但是，乔木却绝不属于这一类的官。他的官越做越大，地位越来越高，被誉为‘党内的才子’，‘大手笔’，俨然执掌意识形态大权，名满天下。然而他并没有忘掉故人。”有时候，胡乔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