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杀是农村隐秘的伤口.docVIP

自杀是农村隐秘的伤口 　　“你们来采访农民自杀的事，不会对庄河不好吧？”作家孙惠芬很是纠结。她怕自己接受采访，会给家乡大连庄河抹黑，有负面影响。 　　此前，当同是庄河老乡的贾树华发出同行邀请，她犹豫了很久，两年后才决定和丈夫一起参与贾树华的“农村自杀行为家庭影响的评估与干预”调查。而贾树华带领她的团队，已经在大连庄河从事农村自杀研究，长达13年之久。 　　相比城市健全的自杀心理干预网络，中国农村几乎是一片空白。贾树华邀请孙惠芬加入课题组的初衷，“是想通过她让社会注意到中国农村的高自杀率，继而能够帮助那些因为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 　　《生死十日谈》的发表和出版，确实引发了社会对中国农村高自杀率的关注。但无论是在配合媒体的宣传报道上，还是在中国作协召开的研讨会上，孙惠芬都很低调，她担心这本书的出版令家乡形象受损。 　　但她没有料到，在看了《生死十日谈》后，庄河市委宣传部向全体党员干部推荐了这本书，并希望基层政府能够采取实际行动，帮助那些因自杀陷入困境中的家庭。这个举动让孙惠芬非常高兴，能通过自己的笔，唤起基层干部的爱心和能量，为改变那些家庭的困境尽心出力，她特别地欣慰，这也让她看到了潜藏在自己身上的能量和责任。 　　意外之作 　　《新民周刊》：你为什么说“《生死十日谈》是一本意外之书”？ 　　孙惠芬：这是一本我开始并不想写的书。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不再喜欢悲剧。《2012》、《唐山大地震》、《南京，南京》，宣传得再好，我都没有看。在跨上了五十岁这个门坎之后，我觉得一个人平静平安地活着，比创作更重要。 　　我二十几岁才离开乡村，有着长时间的乡村生活，后来因为写作进住大连，我一直在书写我心目中的乡村，天高地远的大地，日常琐碎的日子，人们在日常生活里细微的内心波动，在艰难生活中的坚持和挣扎，这曾经是沈从文的文学世界，也是我写作的所有资源。 　　在早期的作品里，我关注的是父亲、母亲、嫂子，是村子里的乡里乡亲，那个时候，因为身心没有离开乡村，乡村以外的世界发生了什么，中国发生什么，我很少关注。后来从乡村走出，一点点有了怀乡情感，在回忆和对现实的书写中还乡，也能触及到时代的神经，可我的作品极少涉猎日常生活之外的大事件。 　　事实上，从贾树华邀请到真正参与调查，我在心里折腾了很久。如果不是树华一次又一次动员，我很难跨出这一步。但这次出门，确实改变了我对家乡的态度，厘清了我跟家乡的关系：她对于我，已经不再是怀念和怀想，而是真实的疼痛。在这疼痛的关系里，我看到乡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伤口，打开伤口，时代的剧变便尽现眼前。 　　从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5年时间，庄河自杀者高达五百多例。和全国其他县级市同比人口相比，这还是一个中偏低的数字。这让我很震惊。 　　有一天，一位当地朋友问我，回老家忙什么。我说做自杀调查。他瞪着我问，谁自杀了？我说，不是谁，而是很多人自杀。他以为我耸人听闻：“很多？我怎么没听说？” 　　这块土地上的自杀者，像秋天落下枝头的树叶，无声无息飘零，归于寂然。因为他们生活在农村，所以几乎无人关注，那些陷入困境的自杀者家庭，基本上是自生自灭，没有社会组织和机构去帮助他们。 　　对那些自杀者的家庭来说，赵凤、姜立修、曹运宽和三岛由纪夫、杰克·伦敦、张国荣的死没什么两样，可他们的死、死因以及他们活着的痛苦、死后亲人的痛苦，外人很少知道。 　　自杀是中国农村隐秘的伤口，深藏在农村诗情画意的田园风光下，只有在没有太阳的夜晚，那些伤口才显露出来。 　　自我救赎 　　《新民周刊》：很多评论家都被你“欺骗”了，认为这是一本非虚构的书。你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写法？ 　　孙惠芬：我故意这样写，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重新进行塑造，通过建立一个现实世界，将读者带到我要表达的小说世界。因为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承载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 　　自杀访谈确实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要求，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是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地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如同在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新民周刊》：为什么说，你写这本书是“自我救赎”？ 　　孙惠芬：随着走访一个个自杀家庭，听到这些自杀故事，内心不断会有变化和感触：我们为何而生，向着什么地方去？我们每个人都背井离乡，到陌生的地方。在我的童年里，从没有人告诉我人生出来，奔着的方向是死，我所接受的教育，都是让你往前奔，从屯街奔向小镇，从小镇再往县城，大城市，我们一程程奔着的，是一个个地名涵盖下的虚妄的空间，向这个虚妄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