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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 生生不息 　　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此后又多次提及这个梦想，引起了全国上下乃至全世界的响应和关注。中国梦无疑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历史足音，更是近代以来中国人奋斗不已的历史使命。回顾历史，早期共产党人为寻找中国梦筚路蓝缕、披荆斩棘，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与实践，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辟了新的道路。 　　一、越级进化，探索不已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自从国门洞开，西风东渐，各种救国救民的社会思潮与主义蜂拥而至，特别是西方兴起的社会主义于十九世纪末传入中国后，更是引起了得风气之先、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先进分子的热烈反应。1881年3月，马克思在给俄国女革命家查封苏利奇复信中首次提出经济落后国家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进入社会主义的社会跨越思想。民国之初的中国先进分子也曾一度设想，可否直接越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进化弯路”，坐上历史进化序列中的头班车。列宁所领导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无疑为早期的共产党人送来了“越级进化”的崭新目标与现实范本。 　　——在救亡图存中趋向社会主义。自接受清末民初著名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天演论》中引入的“进化论”以来，中国知识界曾一度以为，按照社会进化的原理，中国当务之急是向西方学习，快步进入资本主义，当发现西方人自己在反思资本主义已经被证实有着造成巨大社会贫富差距的弊端，必须用社会主义拯救之，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亦或早期共产主义者，竟然掀起一次对社会主义的集体大合唱，一致认为一直苦苦追赶西方的中国应该明智地规避资本主义的弊端，越过西方的这段“进化弯路”。那个时候的先进分子的“越级进化”心态大致分为两种：一种坚持认为资本主义阶段必不可少，但在发展资本主义的过程中，需辅以社会主义，防止社会出现西方式的巨大贫富差距，梁启超、孙中山等资产阶级代表即持如是观；一种则认为不妨越过资本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早期共产党人李大钊于1918年7月发表的《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在中国第一次指出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这种崭新的认识将“社会主义”观念在中国的发展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这两条进化路径的争论，贯穿了1900-1949年的整个近代史，甚至到了1950年代，新中国最高领导层关于是否还要继续搞“新民主主义”的争论，其实质，也仍然是上述两条进化路径的争执。但无论如何，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深受进化论影响的中国先进分子心目中，“社会主义”已然取代“资本主义”，成了新的终极进化目标。 　　——在思想斗争中接受社会主义。辛亥革命后，各种“主义”竞相登场，特别是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一度颇为风靡，早期共产党人中有不少也曾一度倾向于无政府主义，还曾幻想走改良的道路。而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结合自己所学知识和对中国社会的认知，开始形成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独特理解，并通过创办刊物杂志如《新青年》、《共产党》、《先驱》等作为宣传自身“社会主义”观念的平台，并与其他不同的社会主义展开论战。正是在与各种反马克思主义、反科学社会主义思潮论战中，逐渐深刻认识到“中国要想追踪欧美和日本，势不得不此时开始准备实行社会主义”，1919年10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这也意味着此时早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的“社会主义”观念正式开始向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转变。陈独秀也于1920年秋认识到：“中国的改造与存在，既不采取工团主义、无政府主义、行会社会主义，也非民主社会主义，而是共产主义即真正的马格斯（编者注：即马克思）主义”。也正是在这种论战与实践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也逐步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并逐步成为全社会的主流意识。尽管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各自理解上会出现偏差，对一些问题也提不出更好的回答方法，沾上一些旧的民粹主义色彩，但这并不影响在二十世纪前期特别是共产党成立以后一大批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主义”观念的继续探索。 　　——在实践比较中选择社会主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一种理论一旦通过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应被修正或者被放弃，同时开始寻找另外一种理论。实践证明，资产阶级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也早已破产，兴起于各地的工读互助运动和“新村”试验均相继失败；而一战所暴露的资本主义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严重的劳资矛盾和社会问题，也促使早期共产党人认识到不能走其老路。十月革命的胜利以及对于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的决议的猛省，都极大地震撼和刺激了包括早期共产党人在内的中国先进分子，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路，并加速了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转变。而且在早期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看来，一种萌芽状态的资本主义在1920年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