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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迫行为辩护事由之类型化分析 　　摘 要：对相似行为的类型化立法能够有效提高司法效率和裁判的准确度。同样是外在强制力作用下的加害行为，基于意志自由程度、损害结果大小的不同，在刑罚处理上应有所区别：无罪过事件因违法阻却当无罪，善意的加害因保全了更大法益当免责，行为强度过限而造成不必要之损害可主张罪小责轻。上述分类是针对自愿与被迫交叉行为作出的谨慎处理。 　　关 键 词：被迫行为；类型化；违法阻却；责任阻却 　　中图分类号：D9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07（2013）10-0124-06 　　收稿日期：2013-05-24 　　作者简介：张毅（1985—），男，土家族，湖北利川人，法学硕士，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人民法院，研究方向为刑事法学；张健（1986—），男，山东德州人，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刑事诉讼法与法律社会学。 　　“法律解释者都希望在法律中寻获其时代问题的答案”，这是德国著名法学家拉伦茨关于法学方法的至理名言。尽管人们认为被迫行为作为无责、免责、减责的辩护事由已经有好几个世纪，域外学者也对此给予了广泛关注，①然而国内对这类行为却讨论甚少，关于这一话题的许多重要问题仍然莫衷一是。②对被迫行为进行类型化的深度剖析，既是完善我国刑法理论的需要，更是刑事司法实务解决时代问题的必然要求。 　　一、类型化意义项下之被迫行为 　　法的价值具有多元性，但在最低成本下实现实质正义则是法律运行的一个永恒主题。徒法不足以自行，立法必须为司法埋好伏笔、做好铺垫。法律制定之初务须考虑它的运行成本，否则法律规则成为一纸具文。法律行为的“类型化区分”之于司法运作，一方面可以有效减少法官断案的决策误差损失；另一方面，则可以降低犯罪行为实施者的辩护信息成本。类型化的实质是归纳，即借助归纳的表达方式为人们提供一种简洁的法律知识。法官可以借助类型化规则的精确性描述，来应对审判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情形，以提高判决的准确率。被告人也可以据此节省将自己行为的全部细节与模糊不清的辩护事由进行对比的信息成本，而且在类型化规则的明确指引下，被告人可以有效避免机会成本的丧失。 　　刑法中被迫行为指的就是行为人在自由意志受到强制的情况下而实施的侵害刑法法益的行为。③被迫行为可以是作为，也可以是不作为；强制的来源可以是人，也可以是环境；强制的对象可以是行为人的身体，也可以是行为人的精神。目前，涉及被迫行为的刑法规制在我国刑法体系中呈零散分布态势，缺乏体系构建，指引功能不明确。这使得被迫行为逐渐淡出了刑法的评价视野，被迫行为之罪与非罪、罪轻与罪重、被告人以何辩护模糊不清，进而给法官的裁判增加了难度，也给被告人提出明确的抗辩事由设置了障碍。 　　在笔者看来，刑法中的被迫行为可以依据行为人自由意志的受限程度以及被迫行为的价值正负进行两个层次的划分。在第一个层级上，当行为人自由意志完全受限，行为人对其行为不存在任何选择的可能时，行为人对损害结果的发生不存在过错，法益的减损对于行为人而言属于“无罪过事件”；如果行为在外力强制下对自身行为仍有选择的空间，无论大小，行为人对被迫行为所引发的损害结果都存在某种程度的过错，因此，被迫行为之于行为人即为“过错行为”。在递进层次上，在被迫行为之“过错行为”中，行为人作出某种行为选择，往往是为了避免另一种法益（即胁迫行为威胁所要侵害的法益）遭受损失，当被迫行为所损害的法益小于行为人所保护的法益时，被迫行为的收益为正，被迫行为则类似于“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被告人可获得宽恕；当被迫行为所侵害的法益大于胁迫行为的最大预期损失时，被迫行为的收益则为负，出于保护合法利益初衷的被迫行为显然超过了必要限度。简言之，笔者认为被迫行为可以分为三类：“无罪过事件”之正当化违法阻却行为、类似于“紧急避险”或“正当防卫”之可宽恕行为、可部分宽宥的当罚但罪轻之“过限负效行为”。法官可以据此分类将被指控为犯罪的被迫行为置入三个模型，以简化司法；被告人则可以据此进行有针对性的重点辩护，以节省成功辩护的信息费用。 　　二、无罪过事件：正当化违法阻却的抗辩 　　刑法中的被迫行为是人的自由意志在受到限制的情况下实施的侵害法益的行为。影响人的自由意志的因素有二：一是人的认识能力；二是人的控制能力。认识能力受到阻碍，行为人对危害结果的发生缺乏合理预期，即危害结果的发生之于行为人属于意外事件。比如甲乙二人在人群涌动的山顶观看日出，恰巧与甲素有冤仇的丙也在此观看日出。丙见此情景，顿生邪念，故意制造拥挤假象，借助乙的身体将甲推下了悬崖，甲粉身碎骨，不治身亡。纵然乙已经预见在拥挤的悬崖边看日出，有不慎将他人挤下悬崖的可能，但对于丙借助自己的身体惯性而实施的故意杀人行为却是始料未及，对于甲的死亡，乙在主观上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