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为什么是爱丽丝·门罗.docVIP

诺奖：为什么是爱丽丝·门罗 　　现实主义死了么？ 　　在信奉“出名要趁早”的中国人眼里，爱丽丝·门罗几乎是个奇迹。 　　这位早早婚嫁、育有四女（二女儿不幸夭折）的家庭主妇，虽然从19岁就开始写作，却要到37岁时，才出版第一部作品。50岁之后，她的创作力全面爆发，“真正开始拥有自己的生活”。 　　当她以82岁高龄获得2013年诺贝尔文学奖时，中国只有她一部作品的译本一由8个中篇组成的小说集《逃离》（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9年7月）。门罗在中文读者中的知名度。远不及她的加拿大同胞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同样是女作家，阿特伍德聪明、尖锐、奇技叠出，显得更为时髦扎眼，更容易被命名、贴标签和理论阐释，也更符合追逐花样的文艺爱好者口味。美国犹太作家辛西娅·奥齐克曾将门罗誉为“当代契诃夫”，这意味着一个事实：门罗与阿特伍德迥然不同，她的写作在一种非常古老的现实主义传统之内。 　　现代主义以降，尤其“后现代”之后，人们一次次地宣布：现实主义写作已经死了——它太过于陈旧，无法处理新鲜而刺激的当下现实。这一类判断预设了一个前提：小说写作的出发点就是现实，因此小说的写作方式必须与现实匹配。 　　果真如此吗？倘若要与现实匹配，我们能够在小说之外。找到更为直接有力的方式，比如新闻特稿、纪实作品、历史著作……它们甚至可以被写得有趣、生动、文采斐然。 　　然而人类仍然需要小说。这说明小说的出发点不是现实。阅读经验告诉我，任何不以迎合为目的的写作，最初动因必然来自作者内心，可能是孤独、恐惧、不安全感等等。这个动因就像是珍珠的核，所有小说元素，是围绕这个核而裹缠起来的珍珠质。可以用现实、想象、历史……用各种可能的材料去包裹这个核。 　　小说家眼中的现实，是“为我所用”的现实，而非客观现实。连笔下光怪陆离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都坚称自己是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理解窄化，导致对“现实主义”理解的窄化，甚至导致对“现代主义”理解的窄化。马尔克斯说：“一切的现实，实际上都比我们想象的神奇得多。”小说家的价值。在于拒绝将现实加工删略、根据因果律排列组合，拒绝将现实客体化、抽象化。他们打消“我”和“我”之外的隔膜，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内在的。 　　在此意义上，小说呈现的复杂，与其说是现实的复杂，不如说是内心的复杂。用门罗的话来说：“小说不像一条道路，它更像一座房子。你走进里面，待一小会儿，这边走走，那边转转，观察房间和走廊间的关联，然后再望向窗外，看看从这个角度看，外面的世界发生了什么变化。” 　　小说的起点是人，终点也是人。文学是一门关于人性的学问。人性是恒定而普遍的。文学的精神实质也是恒定而普遍的，不受现实世界之浮光流转的影响。认为文学的价值在于新。在于新技法、新思想、新内容。是一种肤浅观点。太阳底下无新事。世界上的人来来去去、生生死死。每个人内心都藏着一个哈姆雷特、一个包法利夫人。这样古旧不变的事实，才是文学始终存在的真正原因。 　　现实主义古旧而强大，它能够容纳现代主义的各种技艺。形成一种更为宽广的传统。西方文学的现实主义回归证明了这一点，一位与契诃夫相隔百年却仍承其风格的女作家获得诺奖。也证明了这一点。 　　什么让作家走得更远？ 　　门罗1931年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父亲是一个农场主，母亲是名教师。她的人生大部分时间在渥太华度过。她的小说描写的也是这般城郊小镇的日常生活，时间背景基本是她本人30岁至50岁的那一段历史。她以细腻的笔触，书写小人物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底下汹涌着的暗流。 　　这样的风格让人想起一串经典作家的名字：雷蒙德·卡佛、约翰·契弗、理查德·福特、理查德·耶茨、罗恩·拉什……与他们不同的是，门罗所写的，大部分是女性。早期写刚刚进入家庭生活的年轻女性。后期写被日复一日生活淹没的中年女性。 　　小说名《逃离》，对于门罗的作品有一种普遍性暗示。逃离是一个动作，一种姿态，一次撕裂，是一股在庸常生活和内心欲望之间形成的张力。然而，逃离又是无望的，因为逃无可逃，生活无处不在；但又战无可战，生活如此强大。“梳子与牙刷都必须放在一定的位置，鞋子必须朝着正确的方向摆，迈的步子应该不多不少，否则一定会遭到报应的。”（作品集《逃离》之第七篇《播弄》） 　　门罗的多数作品，很难以一两句话概括轮廓。她赖以取胜的不是奇谲诡异或故作宏大的情节，而是精巧复杂的技艺。在生活的细部精雕细琢。也恰恰因此，此次诺奖结果一出，立即看到有人批评她是“优秀的匠人”，认为技巧有余，才华不足。 　　一直以为，对文学的误会之一，是写作主要靠才华。相比才华横溢。懂得收敛才华是更强大的能力。做到这一点，需要经过反复训练、大量阅读，更需要生活阅历带来的心智成熟。才华决定一个人的起点，真正能走多远，还是看性格。比如执着、勤奋、坚持……很多时候，老实人比聪明人走得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