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作家传记创作中对传主人际关系的把握.docVIP

论作家传记创作中对传主人际关系的把握 　　摘要：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化人的传记文本大量涌现，现当代知名作家大多拥有了一部乃至多部传记。作家传主的人际关系是传记写作中的一个本位要素，表现为：传主人际关系的述评对传记创作具有一定意义、传主人际关系在传记体例中有所反映、作家私生活问题的把握是作家传记应予以考虑的问题等几个方面。 　　关键词：作家传记；传主；人际关系 　　中图分类号：K81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 　　新时期以来我国文化人的传记文本大量涌现，无论深度和广度均前所未有，现当代知名作家大多拥有了一部乃至多部传记。而与传记创作实践相比，相关的理论总结还较为薄弱。作家传记写作中的不少要素值得作深入分析，对作家传主人际关系的把握即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以往一些传记作品对之不够重视，影响了传主形象的充分表现以及传记作品的价值。 　　马克思说：“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P60一些传记把传主写得仿佛生而知之、无所不能，而“圣人”光环下传主的真实面目渐渐模糊。其实作家身为社会中的一分子，不是独自地生长着的，对其人际关系的考察也构成了传记的重要组成部分。写一个作家，不能单纯写他一个人，而要写出以传主为中心的世界，在传主与他人所组成的坐标系中可以更好地评估传主的地位和价值。 　　一、传主人际关系的述评在传记创作中的意义 　　既然“人”总是具体地存在于现实社会中的、而不只是抽象的概念，那么他们的所有行为也就必然要与其它人发生种种关系，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人的社会属性，如婚恋关系、生产关系、亲属关系……传记应该努力探求传主“何以成为这样的人”，也即胡适所说“人格进化之历史”，这就离不开对其所处社会历史环境及人际关系的分析。 　　国内传记研究的奠基者之一、复旦大学朱文华教授精辟地指出了传主人际关系在传记写作中的价值：“传记作品的本位要素，本身有几个侧面。除了传主的生平活动、思想风貌和个性特征等之外，还包括传主所处的时代背景、具体的社会活动背景以及传主与其他人物的交往联系等等……”[2]P46 　　可见，自传作品要想写得客观，应该如实地记述那些对自己的人生起了重要影响的人，对恩人要懂得感恩，而对于自己对立面的人物描述也不应是平面化的。类似地，在他传中，也应该尽量反映那些在传主人生历程中起到过重要作用的人物、以及其与传主的交往活动。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对传主人际关系的考察除一些通则外，根据传主社会文化活动的类型，还有着各自的侧重点。对于政治人物传记来说，党派的问题显得比较重要；写艺术家，注重其师承、流派；而写作家的话，主要应从文学流派的角度进行分析。比如鲁迅与乡土作家蹇先艾、许钦文、巴人等的交往及影响等。而写赵树理传记，应抓住其与“山药蛋派”作家马烽、西戎、胡正等人的交往；对于叶圣陶的传记，应叙述传主与文学研究会同仁的关系。如龚济民、方仁念的《郭沫若传》中叙述了不少好友对郭沫若人生和创作道路的重要影响，比如宗白华、郁达夫、田汉等人。“郭沫若之所以会凫进文艺新潮，是有赖于《学灯》编辑宗白华的提携”，[3]P51宗白华对郭沫若的新诗创作非常欣赏，将其寄来的几首诗刊登在《学灯》上，郭沫若大为振奋，随即又写出了几十首诗歌。1920年1月，“新诗”栏在《学灯》共出现4次，所刊诗歌基本上都为郭沫若所作，可见宗白华在郭沫若创作新诗伊始所起作用不容低估。田汉和郭沫若在宗白华的介绍下相识了，随后三人经常就人生、事业、婚姻爱情、社会问题等通信讨论，结集成《三叶集》出版。[3]P60书中对创造社的文学活动的介绍是比较详尽的，记叙了郭沫若结识一批志趣相投的青年，并一起从事文学活动的情况，这对了解郭沫若人生经历和创作历程是必要的。 　　传记不仅强调对传主形象的刻画，而且也应重视写活次要人物、发挥传记中其它人物的衬托作用。表现与传主交往密切的人物们的形象，以及亲友眼中的传主也是有助于理解人物的丰富性的。朱正《一个人的呐喊：鲁迅传》比较注重表现他人眼中的鲁迅，这本书中的史料比较丰富，包括周作人、钱玄同、楼适夷、冯雪峰、许寿裳、史沫特莱、山上正义等人的回忆性文字……既有对鲁迅的整体认识、对他某段经历的考察，也有对鲁迅的生活轶事、某些细节的回忆，从多个侧面表现传主的形象。书中提到，许寿棠回忆，1926年奉系军阀进入北京并枪杀邵飘萍后，鲁迅、许寿棠等人被迫住到德国医院及法国医院避难，此时鲁迅还是坚持写作，这里的描述很能表现出鲁迅的个性风貌：“等到张作霖将入京，先头部队已抵高桥了，经老友齐寿山的怂恿，我和鲁迅及其他相识者十馀人，便避入D医院的一间堆积房，夜间在水门汀地面上睡觉，白天用面包和罐头食品充饥。鲁迅在这样环境中还是写作不辍。”[4]P180 　　此外，书中还写到内山完造曾回忆鲁迅会见朋友的一个小细节：鲁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