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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艺人：渴望发出草根文化之音 　　南六曾睡过大街、公园，阿泳曾被迫拉到救助站去……现在，他们把这样的经历当笑话讲，好像与自己无关。可当你轻轻地说一句，这些年来过得不容易吧。他们眼睛一闪，蓄满了泪水。流浪、饥寒、驱赶、嘲笑，是笼罩在他们生活里和心灵上的阴影。 　　可是，有街头这个舞台，获得过短暂的注视，他们为此甘之若饴，他们是一群街头艺人。这是一个渴望发声却一直被抑制的群体。老百姓有需求，街头艺人就会一直存在。随着草根文化这种鲜活的城市文化生态日益被官方认可，街头艺人希冀，有一天，他们也能拥有—个不被驱赶的舞台。 　　别样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生活比我们想象的好一点：露宿街头的情况不算频繁。他们的生活又比我们想象的差一点：飘荡不安定的生活总让他们的心悬而未定。 　　南六是资深的街头艺人，他顶着这个身份流浪了十年，跑遍了大半个中国，待得最长的城市是西安，说最长其实也不过才两年，“因为那里音乐氛围好”。青岛、拉萨、厦门、哈尔滨、武汉……这些城市都是他传播音乐的站点，广州是他暂时的最后一站。落脚点在哪？他自己也不知道。 　　其实，在他人生的上—个十五年里，他也是一名朝九晚五的上班族。80年代末，在那个大学生还属于“物以稀为贵”的年代，南六从大学化工系毕业，被分配到国企当一名助理工程师。日复一日地上班，两点一线的生活，一眼望得到头的人生，他品尝了十五年，每每觉得淡而无味， 　　“那样的日子，会让人感觉活得没价值”。 　　只有重拾起音乐的日子，才让他感到快活。上班之余，南六抱着好玩的心态周末偶尔到朋友的酒吧登台献唱。“我们热爱音乐，一天不唱歌就感觉浑身不自在”，到后来，兴致上来了走到哪就表演到哪，经常拿着吉他、背着手鼓跟几个志同道合的老友就在街头唱起了歌，路边群众的叫好声让南六很有成就感。 　　之后，南六只要有时间就背上行囊全国各地跑，他希望在每个城市的角落里留下自己的歌声。他这才发现，音乐始终是他丢不掉的甜蜜的包袱。慢慢地，业余唱歌对南六来说还不过瘾，无法解除心头的“痒”。于是，他放弃了原本安稳的生活，选择当—名街头歌手。 　　尽管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流浪的生活还是让南六备受苦楚。有这顿，没下顿被城管驱赶；被路人嫌弃，这些都是常事。更苦的是，心找不到归宿。南六说：“有一首歌的歌词描写我们的生活状态特别贴切，流浪的人在外想念你，亲爱的妈妈。”说着说着，南六哼了起来：“流浪的脚步走遍天涯，没有一个家。冬天的风啊加着雪花，把我的泪吹下。走啊走啊走过了多少年华，春天的小草正在发芽又是—个春夏。” 　　外人可能无法理解街头艺人的生活方式，但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才是他们想要的。“相比起我所吃的苦头，自由和音乐更重要”，与南六一样在自由、爱好影响下选择街头艺人道路的占了大部分。选择了这条路，也意味着与以前的生活方式有了错位。 　　生活方式的变动，可以是源于一个突然的念头，也可以是源于常年累月的压抑。有街头艺人“漂累了”或迫于家人的压力重新过上了安稳的生活，陈涛是这当中的一员。 　　两年前，他怀揣着音乐梦想往北闯，不顾家人的反对，从湖北老家远走北京，和许多北漂族一样，住在地下室，啃着馒头烧饼。陈涛的音乐随着脚步移动，地铁里、天桥上、火车站旁，都曾有过他的身影， 　　“反正哪里人多往哪去”。在北漂的一年里，父母几乎隔天一通电话，劝陈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有很多次，住在只放得下一张床的地下室里，风呼呼地吹，我泪流满面”，陈涛在讲述这段经历时绽开了大大的笑容，仿佛这样就能隐匿起深深的酸楚。 　　让陈涛下定决心“从良”是因为现在的女朋友小莹。刚到北京，两人认识进而交往，半年后两个人感情稳定，小莹带着陈涛回家见家长。当小莹父母听到陈涛说自己的职业是街头艺人时，怎么样都不同意两人继续交往。这次见面不欢而散，之后小莹转达了父母的意见：让陈涛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否则两个人的事免谈。陈涛无奈，只好找了—份工作，恢复了上班族的身份。但是平时只要有时间，陈涛仍愿意跟以前当街头艺人时的朋友—起“厮混”，“跟他们在一起，我才能有存在感”。 　　呼唤社会认可 　　街头艺人的舞台是流动的，同时也是被压缩的，除了排练、表演，他们还有第三项工作—与城管博弈。 　　“兄弟，这里不能表演”，三三两两穿着制服的城管走过来，“哦，城管来了，走吧”，他们开始收拾吉他音响，换个地方继续唱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在街头上演。 　　对待这项工作，街头艺人从一开始的义愤填膺到后来的习以为常。袁彬入行两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他现在跟前辈学会了平和，“这是城管的职责”。有的城管也能理解街头艺人的工作，这让袁彬很感动：“他们知道我们不是乞讨者，有时也会听我们把歌唱完才叫我们走。” 　　街头艺人谁来监管？什么情况下能表演？什么地方能表演？目前，这些问题在政策上都得不到解答。“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