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二胎化陷阱”.docVIP

东亚“二胎化陷阱” 由于生育率一泻千里，包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新加坡在内的国家与地区即将陷入“老年化陷阱”。 一泻千里的生育率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 　　1984年，新加坡提出新的人口政策，鼓励接受高等教育的夫妇生育三个或以上孩子，但生育率却未升反降。1986年解散“家庭计划”组织，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仅仅从1987年的1.62提升到1988年的1.96（只出现了一年的补偿性生育小高峰），1989年再跌回1.75，到1996年之前一直稳定在1.7。1997年之后再次下降，2002年之后只有1.2左右。2010年华人生育率只有1.02， 与台湾、韩国基本一致。很多东南亚的华人学者都把它归咎于李光耀的政策失误。由于生育率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但是在人口学家的误导下，台湾于1983年还制定“人口政策纲领”，提出“缓和人口成长”。1989年生育率只有1.68了，台湾“家庭计划”的口号才转变为“一个嫌太少，两个恰恰好，三个不嫌多”。1992年修正“人口政策纲领”，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虽然政策改变，但是生育率却并没有回升。2006年再次修正“纲领”，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并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2004年，韩国政府正式推出了鼓励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但鼓励生育之后，2010年的生育率仍只有1.22。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如果生育率太低，需要的“动能”太大，虽然在千方百计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就很难回升了。 　　台湾在1986-1997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75的水平，韩国在1984-1995年期间生育率徘徊在1.65。从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虽然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新加坡的这些政策虽然并没有让生育率回升，但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难以持久的东亚模式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老年抚养比和总抚养比上升得比较平缓，幅度也低于其他发达国家，总抚养比将在2030年后重新稳定下来。尤其是，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美国的经济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台、韩目前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