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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东盟关系中的南海因素 　　南海问题是中国—东盟关系中最重要的安全议题。在过去的二十多年中，依赖于双方的共同努力，南海局势基本保持平稳，为中国—东盟区域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安全环境。但是，从2009年开始，南海问题迅速升温，中国与东盟的关注点不得不转向安全领域，双边关系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引发这种变化的因素之一是东盟立场发生了明显摇摆，即从过去鼓励南海争议各方保持自我克制、通过对话建立信任机制转向怀疑和戒备中国，试图依靠美国制衡中国。对于东盟在南海问题中的作用，中国国内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无疑，东盟政策的摇摆性加深了中国的质疑。中国多数学者认为，东盟不具备任何采取强制措施的能力，其决议的实施依靠各成员国的自觉。东盟不能代替成员国行使谈判、缔约和划界的职能，东盟所签署的法律文件对其成员国没有拘束力。因此，东盟可以作为一个第三方交流平台， 让中国和其他争端当事国在其中充分地沟通交流并为此提供调解或斡旋服务， 但是其作用也仅止于此。更有一些学者认为，长期以来，东盟偏袒成员国，中国—东盟平台下展开的对话造成了南海问题的国际化，削弱了中国的战略优势，给南海问题带来相当大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1] 　　本文认为，东盟立场的反复恰恰从反向证明，虽然一个合作的东盟作用有限，但是一个不合作的东盟却具有很强的破坏力，尤其当南海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领土领海争端，而成为美国重返亚太和试图制衡中国的“抓手”时，东盟主导下的一系列地区对话机制，如果为美国所用，将会大大增加中国的外交压力，这一现象在过去几年已经达到高潮。 　　鉴于此，中国应该发展多边框架下的新型双边关系，积极利用东盟平台，突出各方整体利益，理解东盟推动东盟一体化进程的关切，区别对待东盟各国的利益诉求，求得大局稳定，为维持良好的周边安全环境及最终解决南海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东盟与南海问题： 　　地位、立场与作用评估 　　东盟对南海问题的关注具有内在必然性。首先，南海问题涉及六国七方，其中五个国家都是东盟成员国，[2]南海问题直接关系到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其次，东盟希望协调成员国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消除彼此间的猜疑，促进东盟内部的凝聚力，为解决成员国之间领土纷争树立典范。再次，东南亚相关争议国在南海问题上对东盟有内在需求。他们清醒地认识到，面对中国这样的强大对手，自身力量无法与中国抗衡，需要东盟充当“代理人”，以共同的力量与中国谈判。[3] 　　东盟是南海问题的主要参与者，这个印象可以从过去20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关于南海问题的答记者问中获得证实。1991—2001年间，外交部发言人答记者问时提及的国家中，菲律宾、东盟、马来西亚居前三位，而且菲律宾和东盟的次数远远超过马来西亚和其他国家。2002—2011年间，越南、菲律宾、美国和东盟居前四位，其中，美国和越南出现的次数大幅度上升。因此，就自身比较而言，东盟在前后两个十年间被提及的次数并没有减少，这说明东盟始终是南海问题中不可被忽视的力量。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东盟在2001—2011年的排名中出现下降，并与前三位被提及的次数存在较大差距。这一结论与现状是基本吻合的，即在新一轮的南沙争端中，双边互动和域外干预的特性突出，而东盟的话语权则面临着挑战。 　　东盟关于南海问题的基本立场集中体现在重要文件的签署和地区对话机制的构建。首先，在1992年，东盟外长会议首次将安全问题列入议程，并通过了《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这是东盟第一份有关南海问题的重要声明，作为积极协调成员国立场的外交成果，宣言强调必须以和平方式，而不是诉诸武力解决与南海有关的所有主权和管辖权问题，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为一切争端的最终解决创造一种积极的气氛。建议有关各方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为基础， 建立一个南海国际行为准则。[4]宣言的精神在东盟后续的外交中得到充分实践，成为东盟与中国对话南海问题的基本原则和立场。 　　此外，东盟构建和利用一系列地区合作机制与中国对话南海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安全机制是东盟地区论坛（ASEAN Regional Forum， ARF）。东盟地区论坛成立于1994年，主要功能是围绕亚太地区政治安全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在历届东盟地区论坛的主席声明中，均涉及南海问题。以1994—2011年的主席声明为研究样本，可以清楚地归纳出东盟的基本立场和主要关切。 　　第一，东盟强调相关各方应采取自我克制，以和平方式处理南海争端。各方应依据国际法和相关政治声明解决南海争端，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东盟关于南中国海问题的宣言》，以及《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第二，东盟关注的焦点是领土领海争议，而非航行自由与安全问题。在历次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