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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实行任官回避制度的国家。回避制度确立于两汉，成熟于唐宋，完备于明清。古代实行这一制度的目的在于防止裙带关系滋生，抑制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并保证官员任职期间免受人际关系的干扰，公正地履行职务。历史上，任官回避制度在巩固中央集权，预防权力腐败方面确实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中国古代任官回避制度，是随着对以血缘关系为基本准则的人事制度的否定逐步产生的，也是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历史上，曾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来配置权力，在这种权力运行的方式下，家族内部为权力而争斗，成为当时众多战乱的根源，且影响皇权的稳定。统治者意识到了亲属、血缘关系对政权的威胁以及诸多危害，对其进行限制，于是产生了回避制度。汉武帝时期采取了刺史不用本州人、郡国守相不用本郡人、县令不用本县人的措施。这些规定在当时并未形成不须触碰的法规，到了东汉后期，比较严格的规定出台了。 　　中国第一个关于任官回避的成文法规是东汉桓帝时期出台的“三护法”。“三护法”明确规定“婚姻之家”和“两州之士”不得“对相监临”，就是地方官员不得在姻亲之家所在地任职，或两个地方的长官虽然没有姻亲关系，也要回避籍贯上的对应关系（如甲州刺史是乙州人，则乙州刺史就不能用甲州人），以防他们用相互包庇对方亲属的办法搞权权交易。东汉选任地方官员过程中，“三护法”得到了实际的执行。如东汉官员史弼，他本应出任山阳太守，但由于岳父母家恰好在山阳辖内，于是史弼上书自陈应回避，被调任为平原相。 　　回避制度在隋唐以后得到丰富和发展，到了宋代，这一制度被细化，明代，经朱元璋的严格定制，其内容终至完备。综而言之，中国古代任官回避主要有亲属回避、地方回避、职务回避以及科举回避四种基本形式。 　　亲属回避。它是回避制度中最先确立的回避关系，“三护法”中即有。需要回避的亲属范围，历代各有不同，唐时主要限制在“大功”以上的近亲。宋代范围扩大，宋仁宗时出台的《服纪亲疏在官回避条制》，将避亲范围扩大到“缌麻”以上，即同一高祖父母名下的旁系和各种姻亲。亲属回避要求有直接血缘关系和姻亲关系的人员应避免在同一衙门，或有上下级关系的衙门，或互为监察的单位担任职务。 　　明清时，亲属回避的范围大致上包括直系、旁系血亲和姻亲。清代《大清会典》规定：凡叔伯、兄弟在同一衙门任职者，不论辈分，均以小官回避大官；如官职相等，则以后任回避先任。如系祖孙父子关系，其中一方为某部门长官，则属官回避长官，其余无论品级及任官先后，均令子孙回避尊长。总之，亲属回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官员摆脱亲属关系的羁绊，避免腐败的发生。 　　地方回避。地方官回避本籍的规定，自汉代已经开始，东汉的“三护法”中规定，官员任职要回避自身的本籍，这一做法到唐代之后成为定制。地区回避的具体范围，不同朝代有不同要求，总的来看，越到后朝回避的范围越大，执行越严格。 　　唐时，地方州县长官一律不得在本籍及临近州县任职。宋代，地方官要回避本州和本府。明清时期，地区回避更加严格。明朝规定“南人官北，北人官南”，只要想做官，就只能穿越半个中国。清朝法律略有缓和，只规定不得本省为官。一旦为官，便要拿着身份证明，到五百里之外的地方上任，称为“避籍”。除本籍回避外，清时还有寄籍、商籍的回避规定。寄籍，即在本籍之外官员或其父辈长期生活居住的地方；商籍，指官员从事商业活动的地区。这些地区内，官员都有可能形成盘根错节的关系网，有必要加以限制。通过地方官员任职本籍回避，预防和削弱了地方独立势力，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维护了中央集权和国家统一。 　　这种避籍也存在一些问题。官员远赴他乡，异地为官，对于任职地的风俗很难事先了解，也可能会出现语言不通的现象，官吏治理必然存在困难。然而通过这样的办法，使官吏孑然一身，在辖地举目无亲，避免了过多的社会关系造出人情网。 　　职务回避。中国古代，一些特殊的职务对任职者有特别的要求，称之为职务回避。如中央大员的亲属不得担任监察官和谏官。监察官的避亲制度比较严格。北魏时有明确的规定，士族子弟不得任监察官。唐时宰相大臣子弟不得任监察官，以避免父有过，子不便弹劾。宋代规定，凡宰相所推荐为官的人，以及宰相的亲戚、子弟、属官，都不得充任监察官。明代在唐宋的基础上进一步规定“大臣之族不得任科道”（明、清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各道监察御史的合称），并令巡回监察官回避原籍、曾任官之地、寓居之地等，以防亲朋故旧干扰监察。在监察过程中，如主管监察官与案件牵涉仇嫌亦应提出回避，否则，因此而致案件枉违者，加重处罚。清代规定，现任京官三品以上及外省督抚子弟不得考选科道，本籍和亲属也是监察官领受使命时必须回避的。 　　在司法审判过程中，自唐代起已开始有亲仇回避的原则。凡审判官与当事人有亲属或师生或仇嫌关系要回避，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清代。 　　一些关系到国家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