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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防务智库进入成长期 　　2013年12月5日，中国广州，作为新时期首批在中国打造防务概念的平面传媒集团，南方报业传媒集团举办第一届南方防务论坛，并成立南方防务智库。它的目标，是成为媒体界与军队、高校研究团体的桥梁，成为南方最权威的媒体防务学术组织、军事战略研究机构。 　　“思想乃国之利器”，以国家安全和军事战略研究为主的智库，更是国之重器。 　　“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建立健全决策咨询制度”，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机构通常被认为是凝聚智库与决策者的纽带，关于“国家安全”和智库的讨论热度开始升温。 　　不久前，中山大学亚太研究院副教授喻常森参加了高校智库建设的学术会议，他明显地感受到，“无论来自政府，还是大学，抑或民间机构，各类智库都将有机会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智库逐渐融入国家决策的开放性平台之中。” 　　“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 　　多年来，“中国威胁论”、“空海一体战”诸多新鲜词悉数源于西方智库。防务安全领域，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智库几乎垄断着全球安全议题，它们往往从自身利益出发，以强势的话语权框定全球安全态势，定义所谓的“军事威胁”，制造矛盾焦点，既做国内民众的思想动员，又为各国公众打下舆论注脚。这一切，都在配合着美国的国家战略动作。 　　面对如此纷繁的国际议题，中国智库更多是选择沉默。这或许根源于中国智库自身的权力从属地位和“一边倒”的官办格局。在实际运作中，这些智库既做“裁判员”，又做“运动员”。 　　这种沉闷局面正在悄然改变。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仅防务安全领域就有至少5家民间性质的防务智库应运而生，这得益于政府决策日益科学化与透明化，随着这些跨区域、跨部门、跨学科的民间防务智库的崭露头角，政府、民间、大学附属型智库三足鼎立的格局逐渐成形。 　　“探索实行官邸制”，这句话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里。有媒体披露，为了红头文件中的这七个字，“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忙碌了半年之久。“中国特色官邸制研究”正是这家智库的研究课题。 　　智库，又称智囊、思想库，无一例外均为影响决策而生。 　　“我们可以失去数百万的收入，但是有一点我们决不放弃，那就是影响政策。”美国智库杂志《新共和》国际版主编策约瑟华·利伦兹克说。 　　美国智库的运作相对成熟，资金多数来源于基金会、企业和个人的捐款，当然，也包括少量的政府合同。美国的智库明白，倘若丧失了独立性，自身将沦为“秋天的扇子”——研究人员整天躲在“象牙塔里”，远离决策层，日复一日地从事着“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 　　如今，“中国智库引入了一些新的观念，我们以前拒绝多边主义、全球治理、全球化，现在都是这些理念的积极倡导者，这些观念都是由智库带来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南方防务智库顾问金灿荣说，中国智库正在摆脱“象牙塔困境”。 　　2013年春天，在香格里拉对话现场，西方智库来往穿梭依旧，而中国防务智库尽管形单影只，却也实现了零的突破，国际非官方舆论场上出现了中国的声音。 　　“二轨外交”，或许被认为是中国防务智库大展拳脚的戏台。在欧美世界，智库通常以学术团体的面目出现，没有官方的生硬，却具有一定的政策影响力。尤其是在安全与外交领域，交往双方关系紧绷时，即便双方愿意沟通或缓和，也往往很难“下台阶”。这时，穿梭于当事双方的防务类智库，就如《三国演义》中游走在两军阵前的“谋士”，充当起“缓冲带”或“试探气球”的角色。 　　“进行学术交流，宣传我们的政策主张，智库使现代国家的交往更具弹性和灵活性。”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副秘书长吴宏伟介绍说，中国智库早已活跃在“二轨外交”的舞台上。 　　影响决策的渠道 　　大国之间的竞争与角力，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战略智慧的博弈和比拼。 　　美国参议院一项统计表明，全球排名前50位的安全与防务智库，九成以上为美欧国家占据。其中，兰德公司是美国诸多智库中的“带头大哥”，其全部工作，几乎都围绕三个核心问题：研究课题是否接近和到达政策议程？是否为决策者和广大民众知晓，并由此提高了政策讨论的水平？研究成果是否导致决策与现实的变化？ 　　“美国智库数量很多，影响很大，它们与政府之间有扇‘旋转门’，往来游刃有余。”金灿荣教授说，“旋转门”是指智库人员直接出任政府高官，或在危难之际成为总统政策顾问，诸如布热津斯基、约瑟夫·奈等官员均出身智库，他们“出将入相”，直接把研究项目带入决策核心圈。 　　一群手无缚鸡之力者，何以撬动国家决策的杠杆？学术界认为，智库的行动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层面——贴近决策者和借助公共舆论。当然，“出将入相”或者“吹耳边风”的途径门槛颇高。 　　多数美国智库只能选择低成本、高效益的“吹耳边风”——借助公共舆论，对决策者施加影响。每年，美国的众多智库都出版大量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