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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府的改革突围 　　3月5日，履新一年的总理李克强首次代表中央政府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作《政府工作报告》。当李克强做完报告回到主席台座位的时候，掌声并未停下来，总理只得重新站起来，再次向全场鞠躬致意。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全国“两会”上互动的细节。当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总理，的确很不容易。从周恩来总理开始，人们就常常亲切地将总理称为共和国的“大管家”，反映出这个位置劳心劳力的程度。 　　今日第七任总理肩上的担子是无比繁重的，从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稳定经济增速、化解财政金融风险到社会治安、环境治理、社会民生等可说是荆棘遍地，积累了不少沉疴积弊，既要在不太长的时期内见到明显改变，又要着眼长远，依照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要求，通过改革形成更加定型有效的制度体系。其间的抉择和拿捏功夫是一个重大考验。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今日之“大势”阐释为：“全球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竞争更趋激烈。我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经济下行压力依然较大。” 　　爬坡过坎，意味着不进则退，原地踏步亦不可得。要安然度过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只能迎难而上，向改革要红利。因此，总理第一年的施政可称为“突围战”。这是一场从思想观念束缚和利益固化藩篱中挣脱出来的战役。“壮士断腕”、“背水一战”等形象的说法，反映的正是中央政府打好这场战役的决心。其中的关键点在于如何在短期目标和释放改革红利之间实现平衡。短期目标有当即的迫切性，但战役的结局才是最重要的。这样的态势还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需要艰辛的努力才会足以让中国这艘巨轮“行稳致远”。 　　前述那个细节则说明，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对国务院2013年的工作是满意的，对于国务院提出的2014年工作的原则和政策取向也是肯定的。也许，最重要的不是字面上数字体现出来的施政成绩，而是对于“突围战”打法正在形成的共识。 内生动力 　　据统计，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77次提到“改革”这个字眼。对此，大家已不会感到多惊奇。相比而言，《政府工作报告》中两次提到的“内生动力”是个同样关键的字眼，一次是说通过改革开放增强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一次是说增长的内生动力尚需加强。所谓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意味着今后经济增长更多地来自内生动力。 　　由于国际经济政治形势的重大变化，“三驾马车”之一的出口对中国经济增速的支撑作用正下降，《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从战略高度推动出口升级和贸易平衡发展”，2014年进出口总额预期增长7.5%左右，延续着这几年持续下降的趋势。 　　同时，李克强在阐述“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时候，列举的是“工业化、城镇化持续推进，区域发展回旋余地大”。这都属于内生动力的范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实现2014年经济社会发展的目标任务的3条原则和基本取向之中，第三条具体讲到，“推动发展从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向更多依靠创新驱动转变，从主要依靠传统比较优势向更多发挥综合竞争优势转换，从国际产业分工中低端向中高端提升，从城乡区域不平衡向均衡协调迈进。”创新驱动、综合竞争优势、中高端产业、城乡均衡等，都有赖于内生增长动力的成长，有赖于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的全面深化改革对市场活力和内生动力的释放。 　　我们可以用体制机制原因带来的交易成本对内生动力作简要分析。比如，多年外贸的巨大增长固然是借助了入世的东风，其实这样发展路径的选择也与其交易成本较低有关。一般来说，国内企业只要发挥出比较优势，把生产和劳动力组织好了，选择进入的国外经销商体系对头，物流成本相对来说不是大问题。而同样的行业做国内市场呢，就要面对较高的交易成本。就像此次《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那样，需要政府积极“清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各种关卡”。同理，国内一些行业在发展中习惯了对国外和同行的抄袭，创新实际上得不到产权保护，谈创新驱动也就差不多等同于空中楼阁了。 　　经济学家黄亚生早在2002的《改革时期的外国直接投资》一书之中，就从“外资依赖症”这个角度分析了国内对外开放有余、对内开放不足的问题。国内钟情于外资，对国有企业来说，最终倒主要不是学习管理和引进技术，而是获取了投资收益；对民营企业来说，由于金融方面的排斥，与外资合作乃至让对方控股实际上是为了获取早期的发展基金。 　　十多年过去了，问题的形式肯定发生了变化（比如风险极高的地下金融的兴起），但本质还是依旧有效的。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给金融形象定了位：“让金融成为一池活水，更好地浇灌小微企业、‘三农’等实体经济之树。”但现在真正让国有大银行坐卧不安的，不是政府对于金融要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三令五申，而是中央政府已经明确要促进其健康发展的互联网金融带来的冲击。 　　从这些简要分析可见，内生动力的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