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有了“环保办”.docVIP

乡镇有了“环保办” 　　唐华平是名兽医，十年来，每天上班都要经过梁滩河桥。 　　每次过桥，他都会用手捂住鼻子——桥下河水漆黑，散发着恶臭。 　　“治理过很多次了，但还是又黑又臭。”唐华平叹气。 　　十多年治理无效的梁滩河，在2012年有了变化。 　　“河水由黑转清，还有了鱼虾。”唐华平很惊讶。 　　这个变化，源于梁滩河沿线乡镇都建起了环境保护办公室。 　　久治不愈 　　2008年3月27日，国家环境保护部在北京挂牌。 　　随即，环保部派出第一个调查组，直奔重庆。 　　让环保部放心不下的，是流经重庆主城的梁滩河。 　　“河水发黑，鱼类已绝迹……” 　　“臭气熏天，岸边草木枯萎死亡……” 　　大量投诉，迫使环保部派人来探寻究竟。 　　一调查，结果惊人：梁滩河水质为劣V类，属重度污染。 　　“必须整治。”环保部要求。 　　“说到整治，我都麻木了。每次整治不久，便会恢复原状。”唐华平说。 　　1998年，市政府将梁滩河列为重点整治次级河流。 　　2001年，梁滩河整治被纳入《三峡库区水污染防治规划》。 　　2004年，梁滩河再次被列入重点整治次级河流。 　　………… 　　这一次整治，果如唐华平所言——2011年，市创模办发布报告：梁滩河水质又没达标。 　　为何久治不愈？ 　　“整个流域养了1500多万只鸭子，每年25万吨鸭粪排进河里。”市环保局人事处处长戴维基说。 　　每次一整治，养鸭规模便缩减。 　　“但区县环保局人力有限，无法进行日常化监管。”戴维基说，“所以每次整治不久，沿线养殖户便又开始大规模养鸭。” 　　污染便又开始了。 　　农村之痛 　　“环境监管治理切莫忘了农村。” 　　作为“加大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村环境监管及治理力度”的提案者，这几年，市政协副主席张玲一直关注农村环境污染问题。 　　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污染开始在农村蔓延。 　　“城镇化带来了垃圾污染和污水污染，农业产业化带来了畜禽养殖污染，工业化带来了工业污染和土壤污染。”张玲说。 　　这些易被忽视的污染，其实破坏力惊人。 　　“全市7万家规模化养殖场，粪便产生的化学需氧量（COD），超过工业排放的总和。” 　　“全市农村生活垃圾年产生量约220万吨，但清运处理率只有17%。” 　　“全市1.3万家工业企业分散在农村，偷排漏排现象非常普遍。” 　　………… 　　“由此造成的各种污染，像梁滩河一样，开始不断侵扰人们的生活。”张玲说。 　　针对这些污染，自2010年起，重庆开始实施农村环境连片整治。 　　但不少地方跟梁滩河一样，整治之后，很快便又恢复原状。 　　“由于县级以下没有环保机构，环境监管治理基本处于建设运行无投入、管理监督无体系、日常工作无人员的‘三无’状态。”张玲说。 　　设立机构 　　“把牌子挂上去。” 　　2013年10月11日，南岸区迎龙镇镇政府很热闹。 　　一个新部门诞生了——迎龙镇环境保护办公室。 　　“请环保专干上台。”迎龙镇镇长谭昊招手。 　　唐飞、张世江、雷小欣起身，走上前台。 　　“环保规划、监管治理、宣传引导交给你们了。”谭昊拍拍三人肩膀。 　　一周后，三人接到通知：“到区环保局接受培训。” 　　“我们接受了污染源监测、污染治理等多项培训。”唐飞说。 　　培训之后，三人正式上岗。 　　2013年，一大批“唐飞”，就这样走上乡镇环保岗位。 　　“重庆是环保部批准的全国首个统筹城乡环境保护试点地区。”戴维基说，“为改善农村环境污染监管治理乏力的局面，我们决定指导各乡镇设立环保机构。” 　　建立乡镇环保机构，可实现四个“有”。 　　有位。“乡镇有了环保办，才能实现日常化监管。”戴维基说。 　　有人。“每个环保办配置两三名环保专干。”戴维基说。 　　有物。“市环保局拨付每个环保办15万元资金，购买设备。”戴维基说。 　　有权。“赋予环保办一定执法监督管理权。”戴维基说。 　　“有了这四个‘有’，我们就可以施展拳脚了。”唐飞说。 　　巡查治理 　　2013年11月2日，早上9点。 　　一上班，唐飞就驱车出发了。 　　“今天暗访四坪村。”唐飞掏出地图说。 　　到了四坪，唐飞掏出本，悄悄进村了。 　　每经过聚居点、小作坊、养殖点时，唐飞就观察起来，用笔记录着。 　　“暗访每个村、社区后，我们将制作镇污染源现状监管图。”唐飞说。 　　巡查暗访后，治理战役随即打响。“我们推出了工业企业排放治理、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等一系列综合整治。”唐飞说。 　　很快，迎龙镇就变得整洁起来。 　　村里招商，环保指标成了“硬杠杠”。 　　一家投资上亿元的企业欲在迎龙建厂，唐飞问有没有污染？ 　　对方答：“有点。” 　　“那就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