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的十字路口.docVIP

五十年的十字路口 图/受访者提供 　　兰州大学是中国离火车站最近的大学。从火车站往北走几百米就是天水路十字，过了这个路口，往前几十米就是兰大本部正门，往东就可以进入兰大家属院。 　　天水路十字对于水均益来说，再熟悉不过。他不仅是兰大外语系1980级的学生，他还是兰大子弟，曾经住在兰大家属院里。他父亲水天明是兰大俄语教授，伯父水天同是兰大英语教授，著名翻译家。上溯至民国，他祖父水梓是享誉西北的教育家，曾任甘肃文化厅厅长。教书育人——这曾是水家作为世代书香门第的标志，但当水均益大学毕业后，家人希望他留在兰大当老师时，他却坚决要离开兰州，或者说，离开知识分子家庭。生于1963年的水均益，从出生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家庭给他带来的是从未逃脱的政治压迫和心理阴影。1949年之后的历次运动中，都有他们家人受迫害的份儿。他坚决不想再当老师——这一知识分子的典型职业。这个从天水路十字“逃出”的水姓少年，到北京做了编辑记者，10年后，却意外成为这个书香门第里最有名的人。 　　我在1999年成为兰大的新生，入学十几天就碰上90周年校庆。水均益作为著名校友被请回来致辞。兰大体育场内，水均益的上台获得了那场烈日之下的校庆大会最热烈的掌声。那是他如日中天的时候，观众们习惯了在电视上看到他与各国政要名流对话，看到他出现在中国记者极少出现的战场上。他在1998年出版的《前沿故事》也成了畅销书。 　　演讲后，校团委的领导随机叫了中文系4个同学“护送”他去学校餐厅，其中就有我。我们像贴身保镖一样，帮助他从蜂拥而上的人群中挤出来。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几乎要尖叫起来的女生硬塞给我一个笔记本，希望拿到一个签名。这是我头一次离名人这么近，挤出人群后，我忽然开口问了水均益一个问题：你怎么看名人呢？人群依然混乱，他还没来得及回答，就匆匆钻进餐厅。 　　2013年冬天，我作为记者见到了他。采访是在他家小区一家餐厅的休息室进行的。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14年前他没来得及回答的那个问题。 　　“这个问题有两个解答。”水均益未加思索就回答了我，显然他已经思考过多次。 　　2013年9月已满50的水均益成为名人好多年。他人生最大十字路口出现在20年前。1993年，当他从宣武门西大街的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往西北方向穿过好几个十字路口去往复兴门外大街的中央电视台，录制一档叫《东方时空》的全新电视节目时，他的命运彻底被扭转了。NBA球星麦克格雷迪描述他30秒里得到13分的经历时用过一个比喻：那个时刻，在我面前，篮筐变得像海洋，怎么投怎么有。对于1993年的水均益来说，他眼前的道路也突然变得像海洋。新创办的早间节目《东方时空》，几乎每个话题都能成为人们的谈资，做新闻像将篮球投入海洋一样的篮筐，没有太多束缚，怎么投怎么有。这是他成为“名人”的起点，也是中国电视新闻改革的节点。 　　孙玉胜，《东方时空》创始人之一，写过一本《十年》。他发现一个有意思的“十年”现象：1973年，彩色电视在中国正式试播；1983年，中国电视第一轮改革“元年”，“第十一届全国广播电视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出台了一项决定——四级办电视台，电视开始遍及全国，中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节目——春节联欢晚会在这一年开播；1993年开播的《东方时空》改变了整个电视新闻的语态，对中国电视新闻的影响延续至今；2003年，央视新闻频道开播，这让水均益和同事在10年前给《东方时空》的“焦点时刻”提出的那句“24小时等你”不再是一句“空谈”，而新闻频道开播的一个重要契机是这年春天开打的伊拉克战争。“伊拉克战争是我事业的巅峰。”水均益说。 　　2013年，水均益又回了一次伊拉克，对伊拉克战争进行10周年报道。这次伊拉克之行让他感觉非常糟糕。他看到战争毁掉了一个国家。“这种毁灭还不是断壁残垣，而是整个国家的国民性。”他举了一个例子，80年代，他的新华社同事被伊拉克官方请去参加阿拉伯世界的一个峰会，坐的是头等舱，住的是五星级酒店，这都是伊拉克方面免费提供的，伊拉克是当时中东最富有的土豪，光是给与会每个记者的“零花钱”就有1000第纳尔（当时相当于3000美元），“要知道，新华社当时的中东驻外记者每个月才100美元。”但是，2013年水均益和他的同事在机场入关时被百般刁难，只因没能及时递上100美元“好处费”。此后，他们在伊拉克的拍摄行程，全都需要钱来打通。“这就是战争带给一个国家的浩劫。”水均益说他特别不喜欢说教，但他想对那些潜在的狂热分子说，“中国千万别轻易言战。” 　　“我现在对历史和哲学更感兴趣，甚至更关心宇宙。”水均益说，“可能跟年龄有关，尽管我依然认为我是年轻人，但这是一个无法逃避的自然过程，你到了这个年龄就会想这些，我对死亡的思考也比以前多。” 　　他最早感受到死亡是在1973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