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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部如何应对上海自贸区 　　中国自加入世贸组织以来，还没有一项开放政策能像成立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一样，引起如此广泛关注和深远影响。为什么这一政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它对并不毗邻的中部地区影响带动力如何？ 　　全面放开是自贸区的核心价值 　　2008年以来，多年发展积累下的各种矛盾负担日益沉重，中国经济重振困难。目前，我国传统制造业几乎全线面临产能过剩，而固定资产投资和消费不足、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国际贸易额增长缓慢等问题，更加重了过剩压力。 　　与此同时，高端制造业成长缓慢，还没有任何产业能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这种两头不给力的产业空心化，使得经济增长乏力。 　　目前，全球119个国家已建立2300多个自由贸易区，出口总额2000多亿美元，直接和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达1亿个。而我国这些年的政策性开放措施力度一直较小，仅限于一些免税贸易区和港口建设，这与全球第一贸易大国和第二大经济体的地位极不相称。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建立自贸区带来的新开放，将迫使各利益集团进入更为广泛激烈的竞争。以此倒逼改革，避免了从上而下推进改革的层层阻力。 　　以开放倒逼改革，以改革促转型升级，简单说，这就是建立上海自贸区的核心价值。仅从自贸区的名称看，“自由”意味着放开，“试验”意味着推广。因此这种“放开”必是有针对的，能切中时弊的，可复制并最终推动转型升级。 　　首先是开放的政府监管模式。放松政府管制就是要强化市场机制，改变政府主导经济模式导致的转型发展困境。 　　如何转变政府经济职能，让市场和私营部门有效作用？自贸区的试验内容主要有：对金融、航运、商贸、专业、文化和社会六大服务领域提出开放措施，其中，减少对利率、外汇和投资的国家控制最引人注目。同时，自贸区实行“一线放开”简化出入境手续和“二线管住”的高效管理模式；实施一系列有利于促进投资和贸易的新税收政策。 　　其次是开放的市场运营模式。只有把对市场的管制放开，才能有效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对此，自贸区对原有行政管理模式颠覆性的改革，是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即把对企业正面规定“只能做的”，改作对企业只规定“不能做的”，企业因此从无限不能做状态到无限可做状态，发展的空间扩大不言而喻。 　　另外，开放的资本流动模式。自贸区的自由贸易，包括由单向引进开放转向双向互动开放；由货物贸易开放为主转向服务贸易开放；由降低关税壁垒为重点转向降低无标价壁垒为重点。 　　更重要的是，资本高效快捷的流动。要实现这一点，必须按国际惯例改革我国僵化低效的金融管理体制。目前，自贸区在便捷结算等业务基础上，允许外资开设银行和融资租赁公司，并将进一步推进人民币跨境使用、资本项目可兑换、跨境融资自由化等改革措施。 　　自贸区对中部的冲击 　　上海自贸区成立后，会在短时间内产生巨大的虹吸效应。因此短期内，也会对中部地区产生很大的冲击，但长期看，新型经济的溢出效应将为中部转型发展提供支撑。 　　自贸区把集中的全国优势资源与新一轮开放改革的政策措施相结合，必将产生多种类型且高效运转的新型经济体。这些经济体的财富溢出，将直接影响区外各种经济关系转变，如市场交易方式转变、产业分工模式转变，乃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路径转变等等。 　　除此之外，更深层次的是，自贸区对中部地区的体制改革将产生深远影响。 　　这些年，政府主导型的地区经济发展，在中部各地已经形成“路径依赖”。尽管政府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减少经济职能的努力，而实际上，资源向政府的集中加强了，审批手续复杂了，企业负担加重了，公务员队伍庞大了。长期的财政分灶吃饭，使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不断增强，即便中央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但改革越往下行，阻力越大。 　　小型化的行政管理是自贸区体制建设的重要定位，其深化体制改革的试验在于，重新界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寻求转变政府职能的有效途径。这些改革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减轻企业负担，因此能带来新一轮发展动力。 　　自贸区的试验必将对中部体制改革产生极大影响。改革红利的巨大动力，会推动中部加快改革。改革越早越彻底者，获得的红利越大。 　　反思中国早期的市场化改革，正是因为改革的认识差距和行动差距，造成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明显差距。这个教训会使各地政府积极跟进自贸区改革，最终实现自身体制机制转变。 　　而且，中部复制改革模式相对于上海自贸区开拓性尝试，将大大减少改革的风险和成本。如金融体制，目前，中部地区普遍存在金融制度封闭落后问题。自贸区开放金融监管制度的改革，必然面临搞活金融与风险可控的艰难挑战。一旦改革试验成功，中部就可坐享改革红利，使目前因金融制度制约带来的诸多发展难题迎刃而解。 　　从产业升级方面来说，现代服务业是自贸区的主要业务内容，而且具有较强的辐射能力。在开放贸易背景下迅速发展的金融资本服务、物流运输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