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结构性矛盾看“招工难”与“就业难”.docVIP

从结构性矛盾看“招工难”与“就业难” 　　“用工荒”真的来了吗？ 　　贵州和全国很多地方一样，在春节前后出现了所谓的“用工荒”。我认为，如果无工可用则谓之“荒”，其实劳动力资源还远远未到枯竭的程度，只是劳动力增量出现了减少。因此，把目前的就业现状定位在“招工难”和“求职难”并存是比较合理的，“难”就难在不是劳动力资源不足，而是不能客观有效配置，即结构性矛盾突出。 　　“招工难”的成因 　　既然全国全省劳动力资源十分充裕，那为什么用人单位会出现“招工难”？其产生的原因何在？本人认为有以下成因： 　　配置性缺工（又称结构性缺工）。由于用工需求与求职需求、求职者技能不相吻合；区域性、时间性差异的存在，造成劳动力资源与用人单位用工需求的错位，根据对贵阳市2013年就业援助月活动招聘会信息的分析，全市共举办专场招聘会21场，进场企业854家，提供就业岗位27242个，进场求职人数23228人（前三组数据都有效），最后达成就业意向6745人。假设前三组数据重复因素和最终成功就业的折算比例均忽略不计，成功配置率约为30%，有70%的劳动者需要继续求职，而另一方面用人单位的招工肯定就难了。 　　流动性缺工。从用工单位产业特征来看，第三产业的员工和建筑安装企业的员工流动性较大，年度流动性超30%；从用人单位性质来看，非公企业、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的员工流动性较大；从就业岗位来看，技术含量低和属于辅助性工种的流动性较大；从就业人群来看，农民工的流动性较大；从就业时间来看，春节前后的流动性较大，属季节性缺工。根据我们调查的情况看，一个员工的一次跳槽，平均要浪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假设全社会从业人员平均流动量为15%，就相当于总量减少1.25%的劳动力资源，全国相当于减少1125万劳动力。 　　观望性缺工。随着劳动者的文化程度等综合素质的提升，特别是2008年进入危机爆发后，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劳动报酬上的博弈就处于长期对峙，尤其是农民工群体。一方面，他们正逐渐成为产业工人队伍的生力军；另一方面，他们正随着经济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具体体现在：从“农民工”到“民技工”，由于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的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为他们劳动技能的提升奠定了基础，而对“体面劳动”的追求和劳动报酬差距的比较，使他们在劳动中自觉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为融入产业工人队伍创造条件；从“吃饱饭”到“要体面”，农民工就业已从单一的挣钱逐步向追求“体面劳动”转变，在求职过程中将职业健康、技能培训、劳动保护、文化生活等要素纳入了综合考虑范围；从“讨工资”到“找身份”，农民工就业除了工资、福利、保障外，他们已开始追求真正意义上的融入城市和产业大军，与用人单位不是一种简单的劳资关系，更多的是想参与进去，成为实实在在的单位人，并享有单位正式职工的政治待遇。正是这种变化，使得农民工在求职时不停地进行比较、观望、这种等待使得用人单位和求职者形成一急一慢、一热一冷的反差，导致某一阶段（如春节后）的暂时性缺工。 　　浪费性缺工。客观地评价，应该说我国的人力资源浪费惊人，一是我国的退休年龄偏低，世界上很多发达国家、甚至发展中国家的退休年龄已调整到63岁，有的更高。我国一般是男60岁、女职工50岁、女干部55岁，加上提前退休因素，我国平均退休年龄约55岁。如果按平均参加工作年龄为20岁，国外，有效工作时间为44年，而我国为36年，有效工作时间为国外人力资源的81.8%。换言之，仅此一项，无形中我国的人力资源要减少18.2%，按9亿人计算，浪费16380万人（也可按城镇从业人数计更准确）。二是就业观念亟需转变，特别是在服务行业。国外的空嫂、餐馆的大哥大姐比比皆是，而国内都要招年青人，在很大程度上制约劳动力资源的有效匹配。三是大量的形式主义的工作，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四是大量的不计成本、不考虑投入产出比的工作造成的人力资源浪费等等。 　　“就业难”的成因 　　我们在判断就业形势的时候，如果单纯只看到“招工难”现象，这很容易产生误判，而“就业难”同时出现，又带来难判，但只要理清了成因，就不难把握其中的度了。根据我的分析，“求职难”主要存在几个误区： 　　期望值的误区。我国改革开发以来，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一直都低于经济发展的速度，特别是大量农民工，工资收入一直处于停涨或小幅上涨的状态，随着物价指数的上升，其低收入水平已到了难以维持基本生活的程度，也到了政府不得不进行干预的时候，因此2009年以来各地年年调整最低工作标准。此时，农民工也开始运用市场手段谋求自身的权益，采取等待、观望、跳槽等方式迫使用人单位增加待遇。同时，中央连续几年出台的1号文，提高了惠农政策水平。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衰退，作为世界工厂的中国，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的加工生产企业深受冲击，原本利薄的生产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