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嫁女的土地确权.docVIP

出嫁女的土地确权 　　“在缺乏民主和法制传统的乡土农村，在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下，村民组织的高度自治缺乏国家公权力的有效监督，多数优先适用村规民约，给实践维权留下了无奈的盲点。” 　　没有了土地，房屋遭拆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来源；被疾病折磨，困顿在家。活着，对于王生梅一家来讲，是如此艰辛的事情。 　　当所有的不幸，落到一个人身上时，连“无情”和“绝望”这样的字眼都显得无力。“我只希望自己走后，孩子和他的爸爸能有个属于自己的安身之所。” 王生梅气若游丝地说。 　　64名“出嫁女” 　　青海的冬天格外寒冷。 　　苏秀兰提起姐妹王生梅，总是掉眼泪。“如果没有拆迁，地还在，生活还像以前一样，生梅也不会早早就走了。”苏秀兰跟王生梅一样，都是青海省西宁市城西区苏家河湾村村民，出生至今，一直都在这个村子居住。上世纪90年代，苏秀兰她们陆续出嫁，但户口一直未迁出苏家河湾村，并继续在村内居住，承包土地，履行村民义务。 　　她们和其他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用度基本都是从浸透了汗水的耕地中，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 　　2004年，国家发出“粮食直补”等多项补贴，苏家河湾村的土地价值也跟着提高，一亩地比原来多出千余元的收入，老实本分的农家女，以为自己的一生会这样慢慢好起来。 　　可是，2006年，因为西宁市进行城市规划建设，苏家河湾村村民的承包地被征用；2007年，住了几百年的老房子也要拆迁。突然之间，苏秀兰她们变成了拆迁户。 　　按照《西宁市农村集体所有土地住宅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苏秀兰家的承包耕地大致能获得20余万元的补偿款，老房子按照每平方米560元的标准给予补偿。 　　看着不远处广告牌上的西宁市城市规划建设效果图，苏秀兰说，“要离开祖祖辈辈居住的房子，从200多平方米的独家小院搬进75平方米的楼房，自己是舍不得。”不过，她明白，已经动工的海湖新区苏家河湾村安置小区一定会改变她自己的生活。 　　2007年2月，苏家河湾村村民委员会给每位男性村民发放了第一批64000元的土地补偿费，一些村民用补偿款买了车跑运输，几个月就挣了过去一年才能挣到的钱，还有人开了服装店、沙石厂。此后，该村男性村民相继领到了各自的土地补偿费，最多的达30余万元。有的村民用这笔钱购买门面房，除了租金收入外，这些商铺也涨价不少。 　　然而，苏秀兰等人并没有和其他男性村民一样，等到土地补偿款。苏秀兰去村委会询问，村委会以苏秀兰等64名妇女是“出嫁女”、已不是本村村民为由剥夺了苏秀兰等人的村民资格。也就是说，这些“出嫁女”既没有获得土地补偿款的权利，也没有低价购买回迁房的资格。 　　这64名“出嫁女”中，有的丧偶，有的离异，没有土地补偿款，没有低价的回迁房。失去土地的她们，只能进入城市，却还是农民的身份，城市的就业、低保政策，她们无法享受。想找工作，年龄偏大没有技能，没有固定收入，甚至没有固定的居所，只能流落在西宁的各个角落。 　　维权之路 　　“出嫁女”就不能享受村民待遇吗？ 　　《物权法》、《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和政策文件对此有相关规定。特别是2005年修订的《妇女权益保障法》，第32条、33条明确规定：妇女在农村土地承包经营、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土地征收或者征用补偿费使用及宅基地使用等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以妇女未婚、结婚、离婚、丧偶等为由，侵害妇女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中的各项权益；因结婚男方到女方住所落户的，男方和子女享有与所在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等的权益。 　　2003年正式实施的《农村土地承包法》更是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或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 　　而早在2001年，在全国妇联的推动下，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曾下发《关于切实维护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的通知》，强调要妥善处理农村妇女土地承包权益问题。 　　苏秀兰等人向西宁市城西区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但法院以被告主体不适合为由予以驳回。苏秀兰等人不服，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但二审法院以此案不属人民法院受案范围为由，再次驳回其申请。 　　2009年，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法律服务动车行”栏目工作人员与中心代理律师赶赴苏家河湾村，通过走访村委会和当地政府等相关部门，积极对此事进行协调。同时，利用法制宣传日的机会，中央电视台法制频道面向全国观众报道了64个“出嫁女”的遭遇，欲借助媒体的影响力，使事情得到解决。 　　但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由于各种原因，此事至今没有任何进展，“出嫁女”土地补偿款和回迁房购置一事迟迟没能解决。 　　苏秀兰等64人中，很多人家境贫寒，为了讨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