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遇绑匪：如有生路，谁肯为此.docVIP

文人遇绑匪：如有生路，谁肯为此 　　父亲张元济（1867-1959，浙江海盐人，清末进士，曾参加过戊戌变法，著名出版家，历任商务印书馆经理、董事长等职）一生阅历丰富，即便是在兵荒马乱、绑票撕票的事情时有发生的民国初期，他“遇险”的事也不多，1927年他遭遇的一次绑票，被劫持时间达六天六夜，可算是最险的一次。 　　父亲被绑架 　　1927年10月17日晚，一辆汽车开到上海极斯菲尔路，车上下来五个人，来到我家叫门。佣人刚开门，这伙人就蜂拥而入，先把开门的佣人用手枪顶着押往房间，接着疾步穿过花园，持枪冲上楼梯。这时父亲正与家人在二楼吃饭，见有这么些人上楼，刚想起身问话，一个绑匪已用手枪顶住饭桌旁的堂兄树源。大概他们见只有树源一个年轻人，怕他抵抗，所以最先把他控制住。有个头目模样的人指指我父亲，说：“不是那个，是这一个！”于是，绑匪不由分说架起父亲就走了。 　　母亲、树源和家里所有人都被这突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 　　这时家里乱极了。还好有树源在，他先向租界巡捕房报警，后又告诉了父亲工作的商务印书馆的几位同仁。 　　大家都清楚，绑匪要的不是人，而是“赎票”的钱，总会有消息来的。就这样，家里人在提心吊胆中好不容易熬过去了一天，没有任何消息。 　　10月19日，高梦旦（1870-1936，近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元老）叔叔匆匆赶到我家，对母亲说，他收到父亲昨日写的信，绑匪开价20万元，让大家快想办法。高梦旦当时把这封信留在了我家里，信封上盖着寄发局上海四大名镇之一――南翔的邮戳。 　　信中，父亲告知高叔叔说绑匪索要的赎金高达20万银洋，希望高叔叔能通知我的家人及同事想办法，父亲在信中特意提及：“此事切不可宣扬于外，如已报捕房，即速设法销案，告知系由自己商妥了结。” 　　信末，父亲还附上了诗两首： 　　名园丝竹竞豪哀，聊遣闲情顾曲来；逐队居然充票友，倘能袍笏共登台。 　　岂少白裘兼社厦，其如生计遇艰难；笑余粗免饥寒辈，也作钱神一例看。 　　这里有一点需要说明，即信中所提到的“要价20万”并不是绑匪最初的索价。据父亲后来在复汤尔和（1878-1940，医学教育家，历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内务总长、财政总长。七七事变后投向日伪，任“议政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的信中称，第二天早晨绑匪头目来开议，“先索30万元，指商务为余一人私产，并称去岁嫁女奁资值30万”。显然，他们没有搞清楚情况，把董事会主席当成了大老板。父亲当即大笑，叫他们派人调查。这样，赎票价才减至20万。 　　虽然父亲在信中关照“严守秘密”，希望“自己商妥了结”，但20万不是小数字，哪儿来呢？高梦旦也不是富翁，帮不了多少忙。接信后大家还是一筹莫展，不知如何是好。 　　在收到父亲来信前后那段时间，家里也接到绑匪打来两次索钱的电话，可又不说地点，更弄得家人坐卧不安。其实，这两天绑匪也在等消息。经过调查，他们发现自己所绑架的人确实不是“大老板”，于是对父亲说：“实出误会，惟事已如此，总望酌量补助……”他们当然不会轻易放走到手的猎物。 　　父亲被绑架的消息，先是一些小报捅了出来，后来各大报，甚至连日本报纸也刊出了有关报道。亲友们纷纷来信来电，探询父亲下落。 　　母亲拿出股票、首饰典卖，加上在亲戚朋友处借贷，勉强凑了5000元。商务印书馆同仁也纷纷想办法营救。其间有这么一段小插曲：商务印书馆有位编辑叫张世鎏（叔良），平时与三教九流都有些交往，听说父亲被绑，挺身而出，冒冒失失要独闯匪窟，营救我父亲，后来被大家劝住才作罢。 　　不久，绑匪又来电话，约家人到上海的爵禄饭店谈判，商议“赎票”价格。谈判的事自然落到了树源头上。为防不测，张世鎏自告奋勇当树源的保镖，一同前往。爵禄饭店在上海西藏路福州路转角处，其北即为一品香旅馆。上海人都知道爵禄为恶势力盘踞之所，绑匪选中此地与“肉票”家属谈判，自然有其道理。绑匪方面出面的两个头目，一个姓叶，一个姓李。他们把赎金减至15万元。可是这笔钱，我家仍无法承担。这样的秘密谈判，后来又持续了好几次，尽管绑匪将“票价”减了又减，终因要价过高，无法达成协议。 　　父亲在给高梦旦的信中，要家里人到巡捕房“注销”报警，其实那时巡捕房根本管不了此等案件。据现存的几份刊有父亲被绑新闻的小报报道，父亲被绑的当天，盐业银行经理倪远甫也被绑架；次日，宁波巨绅薛顺生又被绑架；连刚上任的上海特别市土地局局长朱炎之，也未能幸免。租界上恐怖事件接二连三，捕房束手无策。父亲愿意“自己妥商了结”，看来是早日脱险的良策。 　　父亲被绑架后六天的生活，从他后来的回忆和所作《盗窟十诗》中可以得知。父亲说，那天绑匪把他架出大门，推进汽车。汽车向郊外开去。绑匪用黑布把父亲的眼睛蒙上，还把他双手捆扎起来。父亲很镇静，只感到汽车七转八弯，驶了好一阵。车停后，绑匪把他带进一屋子，取下黑布。这是一间破旧的农家小屋，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