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都市亚文化情感地理特征.docVIP

现代都市亚文化的情感地理特征 “情感地理”（emotional geographies）[1]是都市空间研究的重要概念之一，它是情感表现与地理空间关系的具体化。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都市亚文化的情感—空间—身体结构呈现出“杂糅感”和“抵抗欲”等包容性特质。同时，传统文化中的“游民心态”也参与到了地理身份的构建，并且借助“群落生态”的亲缘聚合效应在亚文化中重构了社会关系。这种激进的人文地理学孕育出了集体主义均分式的空间观，进而形成对“五四”传统中指向个体解放的存在主义空间观的压制。这对当下都市亚文化的研究和规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上世纪20-30年代上海文化的大繁荣很大程度得益于亚文化的大勃兴。随着一大批“薄海民”（小资产阶级流浪文人）在上海聚集，一个激进的都市青年亚文化社群初具雏形。 这些“浪子”基本生活在租界亭子间中，并且抱有左倾的观念。经过毛泽东两次讲话的界定与重申，“亭子间来的人”一度成为上海文人代名词[2]。这一时期，上海亚文化弥漫着颓废、抵抗、悲哀、亢进、屈从、团结的复杂情调，这既来源于历史的观念、作家的灵感，同样来源于亭子间和租界的空间创造。在批判人文地理学视野下，这个“他者”被视为外在于“城市共同体”，但作为城市的一种要素却不可或缺。如曼海姆所说，社会学研究中知识分子的共性在于往往“不是把精力集中于环境的积极的潜在性上，而是成了潜在于环境中的诱惑性的俘虏”[3]。在错综复杂的理想、主义、人事、口号之争的背后，基于“情感—空间—身体—社会”差异结构的分析，可以让我们更好地超越琐碎，理解都市亚文化潜在的人文地理脉络。 一、杂糅感：情感与空间 在都市人文地理学中，租界和亭子间在某种意义上都代表一种“定位政治学”无法看清的领域，具有包容性和混杂特质。都市亚文化是“大都市精神”的体现。现代大都市居民具有在情感上亲近亚文化的冲动，他们往往以隶属于某一亚文化空间为荣，以期获得一种新的文化、性格和身份。 在不同的环境、居所有着不同的历史想象，使得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看见各种情感地理的社会结构。虽然被家人几番催促北上投考北平女师大，谢冰莹却割舍不了上海这个“文人的摇篮”，宁可躲在亭子间喝自来水，“但不受别人限制的生活是自由的、痛快的，那里的一切是活跃的，进步的，她爱这所‘社会大学’”[4]。作为城市边缘和灶披间的上层建筑，上世纪20-40年代的上海亭子间是一个多方杂处的市民社会的底层。穷学生、失业者、妓女、小贩、佣工借此生息，这里也是滋生青年作家、流浪艺人的域外飞地。在同一空间中，不仅通俗文学和左翼的边缘知识分子日渐成长，即使作为现代主义文学先锋的新感觉派在大革命失败之后也翻译出版过无产阶级文学作品和理论著作，而且还“转向”写过一些普罗小说。 作为早期的带有全球化色彩的资本主义世界的文化飞地，上海都市文化带有鲜明的“杂糅”色彩。贾植芳先生说：“要定义海派文化或海派文学确实是个难题。”[5]我们不必讳言这里是西方人的一种文化构想物，西方世界用一种“异托邦”的幻象来陪衬和确证自身的优越，并且维护自己的利益为侵略扩张服务。但在部分知识人的心中，这恰恰是“必要的邪恶”，边缘文人于其间可以实践知识的挑战者的角色。1850年代以后，上海租界便成为商人、政客、激进知识分子和普通市民聚居的城中城。无论“云里雾里的第三种作家”“跳舞场里的前进作家”，还是“亭子间里的无名作家”都有自己的存在理由。这个控制松散的空间，却充满了活力和能量。徐志摩在《新月》的发刊词中，将当时的上海“思想市场”分为感伤派、颓废派、唯美派、攻击派、偏激派、淫秽派、热狂派、标语派、主义派等等十三个派别。至于鲁迅的杂文更是拉拉杂杂，报刊新闻电报信手拈来、随意拼贴，更加从形式上衬托了租界文化的混杂色彩。因此，当1927年南京政府设立上海特别市为收回租界做准备的时候，大部分知识分子和文化人并不响应，他们并没有因对租界外国势力不满而迁入特别市。 先有现代都市“矛盾特色”，方有早期的都市公共空间形态，这激发了“小群”与“大群”之间的能量转换。1930年2月16日，夏衍、鲁迅以及一批亭子间文人在公共租界的公啡咖啡馆秘密集会。在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窦乐安路233号（今多伦路201弄2号），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随后便宣告成立。租界为亭子间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宽松自由的语境。当然租界也不完全是一个安全地带，但是正因为它始终处于危险的边缘，这个反抗的社会更需一个乌托邦理想照耀他们前行。如小派正之所见，社团已经是“日常生活的社会依托” [6]。沈从文也痛感，如果底层文人不参与社团，门路便会越来越窄，感情自然越来越坏，终有一天会在“都市病”中一蹶不振。租界和亭子间作为亚文化飞地的重要特点就是，这种居住区的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他们愿意临近亲密关系群体而聚居的偏好。底层阶级在这里聚合，以左联为代表的租界社团和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