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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诉交易与罪疑惟轻 　　[摘 要]目前学界对西方国家的刑事审判是疑罪从无的说法几乎没有异议。更有学者认为：“美国司法制度宁肯错放一千绝不枉杀一个”。而事实上美国司法实践中，有80%――90%的刑事案件是以辩诉交易结案的。本文认为美国的辩诉交易与我国司法实践中的罪疑惟轻是一致的，二者本质是相同的，是异曲同工的。认为西方国家的刑事审判是疑罪从无，“美国司法制度宁肯错放一千绝不枉杀一个”的说法是以偏概全，也是断章取义的。 　　[关键词]辩诉交易 罪疑惟轻 疑罪从无 折衷平衡 相对合理 　　辩诉交易是指在法院开庭审理之前，作为控诉方的检察官和代表被告人的辩护律师进行协商，以检察官撤销指控、降格指控或者要求法官从轻判处刑罚为条件，来换取被告人的有罪答辩，进而双方达成均可接受的协议。通俗的说，辩诉交易就是在检察官与被告人之间进行的一种“认罪讨价还价”行为。通过这样一种制度，检察官、法官可以对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刑事案件，用最少的司法资源处理更多的刑事案件，提高办案效率同时罪犯也得到了较之原罪行减轻了一定程度的刑事制裁，从而形成对双方都有利，一种双赢折衷裁判的局面。 　　一、辩诉交易的方式、类型和原因 　　辩诉交易的类型大致有三种：（1）减少罪行的交易，也称撤销指控。即对被告人犯有数罪的案件，检察官以减少控诉罪行为条件，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促使被告人作有罪答辩。比如由于证据不足，撤消起诉书记载的多项罪状中的一项或几项，以换取被告人对其余罪状的有罪答辩。例如李文和案：他于1999年被指控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窃取了关于美国核武库机密的间谍罪等59项罪。2000年，李与美国联邦政府达成诉讼协议：他对一项处理武器机密不当罪认罪，政府收回其他58项指控并将其释放。（2）减轻罪名的交易，也称降格指控。即对被告人犯有重罪的案件，检察官以减轻指控的罪名为条件，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促使被告人作有罪答辩。如将强奸罪减轻为猥亵罪，将醉酒驾驶减轻为鲁莽驾驶。例如陈敏绑架杀害张东岳案：2003年10月20日凌晨3时许，留学加拿大的中国上海的23岁留学生陈敏绑架杀害了华裔九岁女孩张东岳。控方指控陈敏犯有一级谋杀罪，而被告表示原本只想虏走张东岳，向她的父母索取赎金，无意伤害张东岳。因为事发时张东岳极力反抗才导致他用力过度导致张东岳死亡，自己不是有预谋杀人，因此承认过失杀人罪。最后双方达成二级谋杀罪指控的协议，被判终身监禁，十五年不得假释。（3）减轻刑罚的交易，即检察官以承诺在量刑上让步，并向法官提出降低处刑幅度为条件，与被告人达成协议，促使被告人作有罪答辩。 　　西方国家为什么要实行辩诉交易呢？笔者认为最重要的原因是大量的刑事案件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造成的。例如陈敏绑架杀害张东岳案，控方之所以降格指控，进行减轻罪名的交易，是因为在张东岳身上找不到致死的痕迹，警方也不能确认张东岳死亡的确切时间、地点和原因；同时警方不能确定张东岳是在被绑架当时死亡还是被绑架之后被致死的。对于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普通案件来说，检察官没有必要考虑与被告人进行交易。对于缺乏有力证据的疑难案件来说，证据的收集则存在较大困难，如果不搞辩诉交易，被告就不认罪，则案件将由陪审团按疑罪从无的原则进行裁判，确定被告是否有罪。诉讼成本十分高昂且不说，对控方存在着诸多诉讼风险，胜诉把握难料！反过来说，在囚徒困境这样的复杂疑难案件，在辩诉双方的博弈中，如果被告方始终顽固“抵赖”，则控诉方选择“坚持追查下去”，那么结果可能就是被告方因认罪态度差被定了较重的罪刑，因为究竟美国陪审团裁决的案件中，无罪率只有5%。控诉方选择与被告方“辩诉交易解决”的策略，而被告方采取“有罪答辩”的策略时，辩诉交易也就发生了，本为双方对立的非合作博弈就在一定程度上出现了合作博弈的情形，双方的支付组合（罪刑减轻，成本降低）是一个均衡点――折衷裁判。在这个折衷均衡点上，对于处于控诉方的检察官来说，选择辩诉交易的可以在有罪证据不够充分的情况下避免在法庭上败诉的风险，并大幅度降低坚持追查疑难案件花费的大量纳税人的钱，即大幅度降低诉讼成本，节约司法资源；对于被告方来说，一方面可以避开较重的刑罚，另一方面也可以免遭长时间等待审判和经历审判的心理压力与精神折磨。这种结果即是辩诉交易制度的价值所在――折衷双赢，也就是互利性。这里所说的“互利性”一是指对检察官而言节约是大量的诉讼资源，同时增加了对有罪者的定罪率，二是就被告而言，刑事诉讼的危险也被一定程度的控制和确定性所代替。在取证困难的疑难案件审理过程中，控诉方检察官采用辩诉交易方式，可以实现公正与效率的博弈折衷均衡，既可以使案件的到较为及时的处理又可以实现相对的公平正义，而这样的公正是实然公正，是现实可及的公正，是真正有意义的公正。 　　二、罪疑惟轻 　　罪疑轻惟是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