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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上海自贸区 　　1979年的春天，“深圳特区”的建立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开始；如今，30多年过去了，“改革开放”的大船驶到了深水区，改革的春风再次吹到上海。今年3月，李克强前往上海考察，为建立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以下简称“上海自贸区”）开宗明义，随后7月，国务院通过了《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总体方案》。 　　为何要建立自由贸易区？为何要首选上海？上海应如何加快“以开放促改革”的步伐，怎样才能承担好建设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重大改革创新责任？几乎所有关注上海自贸区的人，都想知道：上海究竟想怎么走？ 　　透过已经披露的设计方案，除在贸易、投资方面取消壁垒、放宽准入等措施外，上海自贸区还将有一系列的“开放”探索。 　　要政策还是要改革 　　8月10日，在以“上海加快开放促改革的重点任务与路径”为主题的中国经济50人论坛研讨会上，上海市长杨雄透露，李克强总理今年上半年在上海调研时，曾三问上海市的主要领导，上海到底要政策还是要改革。这不仅是向上海市提出的问题，也是向全国提出的一个重要问题。 　　面对李克强总理当时的再三追问，杨雄市长回答说，“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 　　上海市长不要政策要改革，表达的是一个坚决而清晰的态度。所谓要政策，就是地方希望中央给予某些方面的政策倾斜，或是得到税收减免等方面的优惠等；所谓要改革，就是针对现行体制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之处进行改良，目标是向改革要红利。具体到上海自贸区的建设，作为一个新的开放试点，即是要让其成为新一轮改革的试验地，亮点是通过开放倒逼改革。 　　在过往的10年中，中国经济取得了高速发展，但它更多的是在改革开放早期不断释放的市场红利推动下所取得的，特别是长期使用的投资扩张政策。这种发展模式使很多地方政府养成了对投资扩张政策的高度依赖，期望中央政府不断出台政策来对经济运行形成强刺激，从而保持经济活力。时至今日，大规模投资所带来的环境、能源的过度消耗使这种高增长失去了发展后劲。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中央继续出台经济刺激政策，已经变得很不现实。 　　将特殊政策给予某地，本质上是在牺牲其他地方公平竞争的机会；给予某地税收方面的优惠，实质则是这部分负担由他人来承担了。更糟糕的是，一些地方几乎养成了坏习惯，习惯于向中央政府或上级政府要政策，一旦没有政策，就几乎寸步难行。 　　现在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地方的主政者，如果只是按常规想事、办事，缺少创业和改革精神，只会请客拉项目，要钱要政策，是不会有大出息的。指望一个“好”政策就能解决问题，无异于指望天上每天都在“掉馅饼”。动辄伸手要政策，不用吃苦，不必担风险，而是躺在优惠政策上食利，长此以往，一个地方岂还会有奋斗精神和改革精神？ 　　杨雄市长“没要政策，我们要改革”的表态，正是清醒地看到了问题所在。简单地伸手要政策，不仅没有格局，也没有未来。上海自贸区建设，作为改革试验田，本性就是属改革的。如在投资领域，通过建立“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制度，推动审批制度的改革；在金融领域，则通过触及利率、汇率合资本项目等深层次的金融改革，为金融领域的改革与创新积累经验。这样的改革，一定会不断释放出红利，不仅助益于上海，也助益于全国。 　　仅从建立“负面清单”制度来看，其目标直指比较难啃的审批制度改革。政府制定“负面清单”，明确哪些方面不可为，本质是在推动政府职能的回归。许多政府部门执著于审批久矣，但更适宜的做法是政府收回审批之手，而更多靠市场配置资源。当然，这样的改革，也一定会触及诸多的既得利益。 　　也就是说，当上海主政者选择“要改革”而不是“要政策”的时候，也选择了要直面改革过程中的种种压力与挑战，靠政策当然比靠改革要轻松。但是，当今天的现实国情要求必须从改革中要红利时，回避改革，就是在抛弃责任与使命。 　　改革，意味着对原有模式的突破，甚至意味着对现行某些已经不能适应市场需求的法规和政策的突破，因此，改革需要勇气，甚至可能付出代价。以上海设立的自贸区来说，涉及服务业开放、取消行政审批、金融和税收等方面的一系列改革。如果固步自封，因循守旧，改革就不可能推进，目前固化的市场结构也不可能松动，市场活力也就不可能释放出来。 　　“今后10年要做的事有两件，一是发展转型，二是进一步改革开放，如果两句话并成一句，就是用改革开放来推动发展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认为，上海建设自贸区尤其要注重发展转型的途径，一是制造业的服务化，即制造业向价值链高端延伸；二是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 　　上海自贸区作为我国进一步扩大开放，深入改革的窗口，与当时深圳特区的“窗口”相提并论并不为过。借助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这个窗口可以真正了解自由的市场经济到底是怎样运行，怎么管理。但要实现这个目标，离不开制度的创新。 　　因此，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