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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信念框架 以科斯为代表的西方产权学派承袭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以自利经济人的假定为前提，对自由市场经济赖以存在的制度基础进行分析，认为通过产权的合理界定和交易成本的校准，可以实现产出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使资源配置最有效率。产权学派的这一效率原则已对西方法学和法律裁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然而，缘于自由竞争所导致的社会危机，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今全人类的理性诉求，它是一种和谐有序的人口、资源、环境处于循环运行之中的发展模式，是追求社会总体福利最大化和不影响后代人发展能力的发展状态。因而，唯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将受到不可回避的限制。也就是，当代西方流行的一套制度理论和制度安排，并不完全适合作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制度基础。 本文对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理论作初步论述。 一、引言——“共同信念”的制度观 在分权化的社会里，人们依据各自的目标、动机和动力，进行各种决策和活动。如果行动能够按同一规则相互作用和愿意相互协调，则社会的博弈就会如行云流水，社会发展也自然是良性的。但如果相互抵牾，那博弈的结果将苦不堪言，社会在任何时候都会陷于悲剧性的混乱之中。法律和制度的确立，就是为了规范纷繁复杂的人类活动。 然而，任何制度的生成与实施都是有成本的。当制度规则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决策的有用指南或稳定预期，机会主义倾向才会降至最小，制度成本才会最低。也就是，只有制度规则成为一种信念存在于博弈参与人的意识之中，并且这种信念是稳定的和为所有参与人共同拥有的，那么，博弈均衡才能达致帕累托最优，制度才能实现自我维系，制度成本降至最低。 现代社会学的先驱杜克海姆曾定义过，社会制度是由符号系统——知识、信仰和“集体情感和集体观念”系统构成的。这些系统是人类互动的共同产物，但又被个人以客观和“强制”的方式所经验。青木昌彦教授提出了一个“共同信念”的制度定义，即制度是关于博弈如何进行的共同信念的一个自我维系系统。他认为，制度的本质是对均衡博弈显著和固定特征的一种浓缩性表征，该表征被相关域内几乎所有参与人所感知，既成为对他人策略活动的一种稳定预期，又成为自我决策的有用指南，从而自始至终存在于所有参与人的决策活动过程之中。这样，制度就以一种自我实施的方式制约着参与人的策略互动，并反过来又被他们在连续变化的环境下的实际决策所不断再生产出来。 青木认为，“共同信念”框架包含了进化博弈论和重复博弈论两种相互对立的制度观，但他在假定博弈参与人是无知的还是具备完全理性的两种选择之间犹豫不决，未能给“共同信念”框架一个统一的认识论基础。我们认为，策略性参与人是渐近理性的这一假定是合理的。所谓渐近理性是指，人们在不断学习和社会实践过程中，知识结构和认知能力逐渐增进而趋向于理性，但又无法达致完全理性的一种状态。笔者在“计划机制范畴、政府行为与‘共同信念’框架”一文中，从知识利用、行为机制等角度，详细论述了包括政府组织在内的策略性参与人具有渐近理性的合理性，并把它作为“共同信念”框架的认识论基础，也视此为对青木的“共同信念”框架的修正。 因此，“共同信念”制度观认为，博弈参与人是渐近理性的，制度演化是在参与人及其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实现的。参与人具有反思现存制度的能动性，当认识危机产生并促使一部分参与人去学习、模仿或创新制度，并且绩效证明新的制度安排是成功的，于是，新的安排或规则就能够最终通过相互协调和妥协，成为一种所有参与人认识和意识中的稳定的信念，新的博弈均衡则趋于形成。 正如诺思评价的，青木的“共同信念”的制度分析方法，超越了新制度经济学现有的描述、见解，并形成了系统的理论框架，制度经济学的目标被大大推进了。在下文中，我们就将修正后的“共同信念”框架作为可持续发展制度理论的分析工具。 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经济学理论 1、可持续发展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 对某一特定问题或某个领域的研究，需要我们考虑一般性理论在理论原则、方法和目标方面与特定问题之间存在的差异和冲突。针对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制度理论，在研究对象和理论目标方面与现存制度理论的并不相同，在研究方法上也具有改进的可能。 在经济人世界里，新制度经济学研究产权合理界定和交易成本最小化无疑是正确的。但由于经济人世界里的行为目标和激励结构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相比，存在根本性的差异，因而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原则、方法和目标并不完全适用于对后者的分析。 当我们认识到人口、资源、环境、社会公平、健康等等危机，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调整那些太迎合经济增长和自由竞争的法律和制度体系，以适应社会福利最大化的要求，在可持续发展状态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然而，在策略性参与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激励结构前提下，达致这样一种结果，显然在逻辑演绎上存在矛盾和冲突。因而，真正的难题在于什么样的制度理论能化解这一矛盾，并描述出制度生成与演化的最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