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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 独立独行傅斯年：书生报国，如此而已 作者：杨开亮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祖籍江西永丰。1896年3月26日生于山东聊城。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13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1916年升入北京大学文科。受民主与科学新思潮的影响，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提倡新文化，影响颇广，从而成为北大学生会领袖之一。五四运动爆发时，傅斯年担任游行总指挥，风云一时。他的老师胡适希望傅斯年在学问上有所建树，受其影响，回到书斋。1919年夏，先后入伦敦大学研究院、柏林大学哲学研究院学习。1926年冬回国，翌年春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和历史系、中文系主任。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兼任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8年当选南京国民government立法委员。1949年1月，傅随历史语言研究所迁至台北，并兼台湾大学校长。1950年12月20日在台北病逝。著述颇丰，世存《傅孟真先生集》。 　　作为学者，傅斯年的贡献不在学术，而在以一介书生的傲骨彰显出一代知识分子的铮铮铁骨，成为时代之榜样，后世之楷模。即使以今天的眼光审视那个时代，我们仍然不得不心生感慨：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傅斯年学识渊博精深，在历史研究和文献整理方面独树一帜，尤其是对殷墟的发掘，更是一个不可磨灭的历史性贡献。今天人们谈起傅斯年，心生敬仰，更多的是缘其胆识而非学识，是那种“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无畏，而非游刃于政教两界的得意，是其大师的神韵而非大师的形名。如果参照当代泛滥的大师标准，对傅斯年冠以“大师”的廉价称谓，那简直就是一种侮辱。真正的大师风范，不仅仅是表现在其专业领域内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王者气度，更应体现出对人格独立、精神自由的不懈追求。传统知识分子削尖脑袋放弃人格尊严、独立自由、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的仕宦、名利，在傅斯年眼中只不过是“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而已。什么是大师？犬儒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正是大师们鄙视放弃的；犬儒们轻易放弃的，正是大师们不惜一切代价争取的，这就是大师。没有这种精神，怎么敢号称大师？ 　　傅斯年评价自己的一生“无惭于前贤典型”，自嘲“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几次拒绝到国民partygovernment去做官，宁肯以在野之身，以学者的身份，“参政而不从政”，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和批评government的自由。写傅斯年时，我常常联想到两位先哲：孔子和庄子，觉得傅斯年有点像孔子，可他学而优则“不”仕；又觉得有点像庄子，可他忧国忧民并不逍遥。所以，我觉得傅斯年是一个融合了两种不同价值观的联合体，一半是孔子，一半是庄子，忧患中坚守逍遥，逍遥中不忘忧患。站到这个层面上来解读傅斯年，虽不中亦不远矣。 　　翘着二郎腿和蒋介石说话 　　傅斯年才华横溢，又恃才自傲，跟蒋介石说话时常常翘着二郎腿。好在蒋介石惺惺相惜，对文人的一些秉性也深为理解，所以从不放在心上，对傅斯年一直关爱有加。蒋介石经常把傅斯年当作座上宾，时常邀请他到总统府吃饭，商议国事。李敖在《李敖有话说》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到台湾来以后，有一天，当时的代总统李宗仁到台湾来，在台北的松山飞机场要下飞机的时候，蒋介石跑去欢迎李宗仁。在松山机场的会客室里面，蒋介石坐在沙发上，旁边坐的就是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傅斯年怎么坐的？在沙发上面翘着二郎腿，拿着烟斗，就这样叼在嘴里，跟蒋介石指手画脚讲话。其他的满朝文武全部站在旁边，没有人在蒋介石面前敢坐下。凭这一点大家就知道傅斯年在台湾的地位。” 　　蒋介石对傅斯年的恃才自傲，不仅从不不计较，反而非常欣赏傅斯年的率性倜傥，一心把傅斯年拉入government当官。但傅斯年的宗旨是“参政而不从政”，蒋介石给的官，他坚辞不受。 　　以傅斯年的学术地位和声望，他自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七年连续四届被推选为参政员，并多次担任“驻会委员”。一九四五年，蒋介石打算在知名人士中补选一名国府委员，钦点傅斯年，认为“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了解傅斯年的志向与秉性，对蒋介石说：“他怕不干吧”。蒋介石求才心切，要陈布雷发动人做工作，他很有信心地说：“大家劝他”。 　　结果，任凭说客说得天花乱坠，傅斯年就是不为所动。情急之下，蒋介石亲自召见傅斯年，详陈利害，劝其接受任命，傅还是力辞不允。事后，傅斯年致长信于蒋，再表绝不从政的志向：“斯年实愚戆之书生，世务非其所能，如在government，于government一无裨益，若在社会，或可偶为一介之用。”“此后惟有整理旧业，亦偶凭心之所安，发抒所见于报纸，书生报国，如此而已。”他又写信给陈布雷，请他向蒋进言，别再拉他当官。 　　蒋介石看傅斯年决心如此坚决，遂放弃了自己的初衷，转而想拉胡适进入government，并希望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