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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窥波士顿美术馆藏中文古籍 李东溟 波士顿美术馆藏中文古籍拍卖完美地画上了句号，它给国内藏界带来的震荡如水波涟漪般徐徐荡开，连绵不绝。除了这批古籍本身价值外，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去探寻这批存于“域外”的中文古籍背后所隐含的深意。 根据波士顿美术馆提供的背景资料，这批古籍购于上世纪二十年代，购书主要是Kojiro Tomita 1890-1976 负责的。他1907年到波士顿美术馆了当助理，后来便在亚洲大洋洲非洲美术部工作。1962年便退休了。他在美术馆工作了55年，是在该馆工作时间最长的职员。查阅相关资料，Kojiro Tomita即富田幸次郎，是冈仓天心的弟子，从十几岁起便跟从冈仓天心就职于波士顿美术馆，完全继承了冈仓天心的学术衣钵。那么冈仓天心是何许人也？ 冈仓天心 1862～1913 是明治时代最早系统地研究东方艺术 包括中国、印度和日本的艺术 的美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但是，他对东方艺术的研究，带有强烈的日本帝国主义色彩和倾向，从文化的角度表现了军国主义思想。他曾到中国作过艺术方面的考察和旅行，写了《支那游记》、《支那的美术》、《东洋的理想》、《东洋的觉醒》等与中国有关的著作和作品。 在《支那游记》中，他得出的最主要的结论就是：“关于支那，本人最突出的感觉是什么呢？不是别的，而是‘在支那没有支那’。单纯说‘没有支那’，听者也许会嗤笑，换句话说就是，‘支那没有支那的共通性’。”他力图证明的是，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上，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就在制造一个不可告人的逻辑：既然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文化上本来就不存在一个统一的中国，那由日本来分而割之，又有何不可呢？ 另一方面，他又在《东洋的理想》中，极力提倡亚洲的一体化。为日本军国主义造势。在中国，除了文献和废墟之外，能够使人回想起唐代帝王的荣华、宋代社会的典雅的一切标记，都不复存在了。在之后的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时期，他的“亚细亚是一个”成为被军国主义当局利用来进行侵略宣传的一个著名口号，他们甚至把这句话刻在了石碑上。为日本对中国的蹂躏和占领及“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提供了理论，侵华战争被说成是把中国从英美的殖民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大东亚战争”。 冈仓天心的学术研究是在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日本曾经有两次研究中国的“热潮”，一次为唐朝时期，使日本全面接受汉文化；另一次是在清末民国时期。但是后一次的“中国学”热，与上一次有着显著的不同，是与日本政府的长期侵华政策紧密联系的。在近代，日本政府相当重视中国学，先后成立了一系列研究、教育机构，囊括了当时几乎所有的日本中国学学者，培养了大批善于搜集中国情报的中国通。从十九世纪下半叶开始，日本各地先后成立了“振亚会”（1878）、“兴亚会” 1890 、“东邦协会” 1891 、“东亚会” 1897 、“同文会” 1897 等各类社团。1898年，以“东亚会”、“同文会”为主，上述各种亚细亚主义团体联合 上世纪20年代，负责为波士顿美术馆购买中文古籍的富田幸次郎。 成一体，正式组成统一的“东亚同文会”，这是近代日本第一个全国性的为天皇制政体对华政策服务的学术研究结社。二十世纪初期，成立了“东亚同文书院”（1900）、“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会调查部”（1906）、“满铁地理历史调查部”（1908）、“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1926）等机构。其中，东亚同文书院作为东亚同文会在海外的最大事业，在日本天皇制政体推行“大陆政策”和“大东亚战略”中起了重要作用，先后培养了大约4600名学生，分别在日本政府机关、伪满及伪蒙疆机关、中国国内各汉奸部门、新闻及通讯社、银行金融业、工商业、学校、研究等部门工作。东亚同文书院尤其注重组织学生对中国各地进行广泛的社会调查，以获取关于中国的第一手材料。东方文化总委员会下辖北京、上海、东京、京都四个研究所，囊括了当时即或所有的日本中国学者。日本学者在访书的过程中，有意无意地都在遵循着他们的学术准则，比如岛田翰对日本收藏的中国古籍有深刻的了解，日本的中文古籍收藏偏重于经部和子部，尤其是经部比较齐全，子部也多善本，史部和集部是比较少的。日本受西方学术影响，重视对考古学、历史地理学、古代小说、戏曲类研究，在古籍的搜求中可见端倪。通过这番抽丝剥茧般的厘清，回过头来看这批古籍，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地方志、丛书占有那么重的比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