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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偏见 再现精神 　　初读《楚武王》，颇有感于作者刘保昌的民间立场：对于一生征伐不服、开疆辟土的楚武王熊通，作者并未将其置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而是详写其“祝融九式”的武功、出生入死的短兵相接、厮杀战场的快意恩仇和江湖儿女的侠骨柔情。楚庸大战中，未遇敌手的熊通在格杀庸将时充满“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悲悯情怀；与斗伯比议论楚国局势时的熊通，展现的不是政治野心而是年轻人的豪迈与激情；面对他曾寄予厚望却最终反叛的斗缗，熊通更多的不是愤怒而是伤心，等到斗缗因不甘被俘而自杀，熊通又暗生惋惜之心。正是在这些注重日常生活情感的描写中，作者为我们还原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楚国英雄。 　　民间立场赋予了《楚武王》通俗易读之风格：故事伊始，一片喜庆祥和气氛，西河关正在举行“尝新饭”的秋收仪式，房陵粮仓堆得满山满垛之时，突然遭遇庸军突袭，开启了一场恶斗。一边是战场厮杀，一边是熊通在庸国历险，琴伯报恩、卢妫杀奸、攻破上庸城，高潮迭起。随后斗伯比因与郧国公主姬荷私通有孕而被郧国羁留，熊通为救斗伯比一家，让人假扮老虎奶养被郧国夫人丢弃的姬荷之子，使郧国夫人认为此子命贵，同时施以征战压力，迫使郧侯同意了这桩婚事。武云纵卷入楚国和随国之争，为保自身，设下计中计；斗仲比为逃出楚国，在北口镇恶霸黄粱宅第连杀五名武师，自己伪装成第六具中毒身亡的尸体，被围攻官兵送出关外；月容为报情仇，修炼巫术，在熊通最后一次征战中将其刺杀……这些情节，具有鲜明的民间话语特征，追求通俗性、戏剧性，跌宕起伏、引人入胜。 　　但民间话语的讲述，并不只是为了增强小说的可读性，《楚武王》也绝非一部简单的通俗小说。民间立场的选择，某种程度上使《楚武王》避开了“厚诬”或“粉饰”的历史小说写作困境。《史记?卷四十?楚世家第十》中记载：“冒弟熊通弑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小说在讲述这一情节时，既未站在历史正统的角度对熊通进行道德批判，也未对之进行掩盖修饰，而是写出了熊通虽有报国之心、却因冒之弟的身份处处受牵制的深深无奈。冒突然离世，熊通被卷入成秋山、风烈与斗氏一族的争斗，非生即死之际，熊通自立为新君，成为早期楚国求生存的历史选择。 　　从更深一层的文化追求来看，民间写作更是作者煞费苦心的一种叙事策略。作者在后记中说：“真正的写作冲动，还在于为楚人和楚王‘正名’。因为在既有的历史文献、文学创作中，楚王都被丑角化、妖魔化，几无例外，其根源在于‘中原正统’史观。戴上‘中原正统’的有色眼镜，则楚人莫不沐猴而冠，楚王莫不小丑跳梁。”那么，如何摘下“中原正统”的有色眼镜？作者选择了一条最为直接也最为有效的路径，就是深入楚人的日常生活，从民间话语形态中寻找楚文化最原初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民间的传统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与憎，对人类欲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念也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1]例如小说多处描写男欢女爱之事，甚至是“钻野林子”、婚前放荡、未婚先孕，初看似乎惊世骇俗，实则写出了春秋早期楚人感应自然的风俗文化。再如中原史学家们多称熊通“强暴好战，有僭号称王之志”，实际上在弱肉强食、列强环饲的春秋早期，熊通的征伐攻掠，恰是楚人积极进取、追求发展的必然选择。细读小说，我们可以从其民间叙事中挖掘出多元化的早期楚文化精神： 　　筚路蓝缕、自强不息之精神。《左传?昭公十二年》记楚灵王时右尹子革说：“昔我先王熊绎，辟在荆山。筚路蓝缕，以处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训之以若敖、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自熊绎以来，筚路蓝缕、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一直是楚人安身立命之本。《楚武王》详写熊通每日操练“祝融九式”、每逢战争必身先士卒、为打造战车自奉节俭、四处征战以强大楚国，无不是为了突出楚武王愈遇艰难愈能激发斗志的昂扬精神。正是在这种文化精神的浸染下，我们未曾从小说中看到任何楚人的懦弱与退缩。斗伯比、斗仲比自小寄人篱下却毫不自轻自贱，而是勤学苦练，终成就了兄弟二人的文武双全；武云纵身陷两国纷争，为保自身，放弃万贯家产，于万般艰险中寻找一线生机；斗仲比为奸人所害，射杀新君熊玄，逃亡郑国，化名祝聃继续大展身手……即便是走上弯路的武云横、阳城铎、斗缗、月容等人，也都在身败名裂之际选择了痛快淋漓的死亡而非苟且偷生。这种一往直前的精神充斥着整部小说，带给读者强烈的顽强拼搏感受。 　　包容开放之精神。楚国长期处在非夏非夷或亦夏亦夷的地位，民族偏见比较淡薄，民族政策比较开明，对于被灭之国，“楚人的惯例是迁其公室，存其宗庙，县其疆土，抚其臣民，用其贤能”。[2]小说中，监国大夫成山丘、风烈趁冒突然离世之际，欲诛杀熊通、打压斗氏、控制楚国，熊通自立为新君后，并未严惩二人，反而擢升风烈为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