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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型信访：对中国信访僵局的一个基础性解释 　　一、信访分类的实践困境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逐步形成的信访高峰，与中国的社会转型相伴，成为随时可能触动国家与社会敏感神经的开关。经过中央与地方十几年来的强力整治，信访量不断攀升的势头得以遏制[1]，但信访困局却并未得到根本缓解。在依法治国、以人为本等理念的彰显下，法治范式一度成为信访研究的主流，2005年新版《信访条例》颁行前后关于信访的存、废、修之争就深深地打上了法治的烙印。不少学者期望在信访制度中增加法治的元素，甚至把信访化约为一个民主法治、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问题[2]；或者提出各种完善意见，为其打上各种补丁[3]，甚至干脆呼吁废除建立在“人治”基础上的信访制度，将其承担的各种功能回归相关职能部门[4]，以实现法治对社会问题的全盘治理。这些研究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现实关怀，对我们理解信访困局颇有启发。但他们对于信访制度改革的建议，不管是主张废除、拆分，还是修补、强化，在现实中都难以操作。信访研究中视角和范式的转换，以贺雪峰领衔的学术团队[5]为代表。他们从基层农村“治权”丧失的角度来反省信访运行的绩效，甚至把重建国家的“专断权力”作为一个重要论题，这可称作信访研究的治理范式[6]。“治理范式”的贡献之一是非常有洞见地提出了分类治理的概念，进而认为目前上访问题之所以难以解决，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一套合法有效的分类治理体系，致使政府未能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来对上访者的问题性质进行区分。 　　在诸学者的研究中，申端锋认为乡村治权的具体体现就是分类治理，而当前信访治理的困境就是无法对上访者进行定性，信访治理没有原则。人民公社时期之所以能够完成国家政权建设的任务，根本原因就在于建立了以阶级划分为基础的分类治理体系，这是一种适应现代国家治理要求的治理形式。申进而提出的治理方案是，运用各种手段（村庄规范、村庄结构等）对治理对象（即农民）作出区分，并强化治权以达到有效治理。[7]田先红则依据农民上访的行为和动机提出了维权型上访和谋利型上访的区分，维权型上访是税改前农民上访的主导特征，税改后农民上访行为的逻辑发生变化，谋利型上访凸显出来[8]。杨华则在谋利型上访和维权型上访基础上提出治理型上访，这是指在农村治理缺位情况下，农民借助上级政府对下施压的方式要求乡村组织，尤其是村级组织履行治理责任的上访。陈柏峰根据上访诉求的合法性程度，将上访分为有理上访、无理上访、商谈型上访三大类及若干具体小类。其中，有理、无理上访沿用了政府部门的分类，是基于行政管理角度所做出的治理性区分。商谈型上访的合法性比较模糊，上访人的合法权益未必受到侵犯，却认为相关法律和政策不合理，因此上访“商谈”。在不同情形下，商谈型上访的当事人可能有意识形态、政策、地方性规范、情感等方面的不同诉求[9]。王德福提出，当前农村群体性事件的一种新类型就是政策激励型群体性事件的出现，农民通过群体性行动向基层政府施加压力谋取利益。他认为农民利益诉求由国家惠农政策激励形成，农民的国家观念是其形成的心理和文化基础，高压维稳的政治生态则提供了制度空间[10]。陈锋提出了在富人治村背景下一种主要基于社会情绪释放而非群体利益表达的维权式上访，并在此基础上通过考察“气场”探究在先富能人主政的分化村庄里，贫与富、公与私之间的怨气通过集体上访这种方式发泄的原因[11]。此外，尹利民以表演型上访作为“作为弱者的上访人”的武器的展示[12]，饶静等以要挟型上访作为农民上访分析框架的使用[13]，都揭示了底层政治的运作逻辑。 　　上述研究基本上都是试图在对信访进行分类或者提出某种信访类别基础上，为信访治理提供参考前提和策略，因而启发了我们对信访的思考和认识。其实，分类本身就具有深刻的哲理：现代社会产生于一个不断分化和理性化的过程，通过人类与自然、物质与神灵、虚无与实在乃至主观与客观、自我与他者、动物与植物等等的区分，人类加深了对世界和自身的认识。可以说，没有分类，我们将无法采取任何行动，生活本身也会变得杂乱无章、一塌糊涂。社会领域的分类则与价值预设密切相关，关于阶级成分、“三个世界”、人民-敌人等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分类上升到了话语的高度，构成统治与治理的基础。目前关于信访分类与治理分析的一个通病，就是在研究中渗入了过多的现实关怀和浓厚的“治理”情结，从而导致在研究中形成了许多价值预设，这表现在关于有理-无理、合法-非法、谋利-维权、强势-弱势、刁民-良民等非此即彼的对立二分上。比如上述申端锋认为乡村治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以户为单位进行分类治理，而不是就事论事式的治理，也不是以有组织的人群为单位进行治理，更不是以个体为单位的治理。他甚至主张针对治理对象（即农民）而不是事端进行分类，这过于先入为主。他认为自分田到户以来，分类治理就是乡村治理中的一个基本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