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城外的诗意世界.docVIP

李城外的诗意世界 　　一 　　王小波说过：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拥有诗意的世界。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知识，对世态变迁，人生百味了解更多，对其他阶层的境遇会有更多的理解，天然地比其他人群更具超越性。每个运转良好的社会都需要一群人，不仅关心自身和自己所处阶层利益，同时也关注公共利益，这是知识分子理应承担的角色。此谓责任。 　　李城外的向阳湖文化的挖掘、研究、宣传已经走过了18年的艰辛历程。“研究当代史绕不过‘文革’史，研究‘文革’史绕不过‘五七’干校史，而‘五七’干校史又绕不过向阳湖。”向阳湖文化是中国干校文化的典型代表。在“文革”那个特殊的年代，包括冰心、冯雪峰、沈从文、周巍峙、张光年、臧克家、萧乾、陈白尘、冯牧、郭小川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在内6000多名文化人在向阳湖学习、劳动、改造，可谓“中华名士半向阳”。从某种意义上说，向阳湖文化是对历史的反思文化，又是对文化名人的纪念文化，更是中国当代“贬官文化”活生生的载体和教材。 　　余秋雨先生说：“中国历史中极其夺目的一个部位可称之‘贬官文化’”。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盖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准确地讲，贬官文化应是社会洪流中的一点点波光，对推动人类历史的文化方向和传承有着独特的地位和意义。中国的海南岛是“贬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历史上的“五公”（唐朝名相李德裕、宋朝名相李纲、赵鼎、宋朝抗金名臣李光、胡诠）以及苏东坡曾都被贬海南，兴教育修水利，对推动海南社会的文明进程起到了重要作用。 　　1046年，范仲淹因倡导变革被贬，恰逢谪守岳阳友人腾子京重修了岳阳楼，便邀其写一篇楼记。落寞之人，情感百转，看浩瀚洞庭，想人生荣辱，因之胸襟大了，洞庭湖小了。文章开头即写巴陵洞庭，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而后又写洞庭，北通巫峡，南极潇湘……长烟一空，皓月千里……岳阳楼之大观被范仲淹写得淋漓尽致。先是景观被写入文章，再是文章化作了景观，成就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千古华章锦句。 　　二 　　作为生命个体的人一旦出生，就已经落入某种文化环境中了，这是他无从选择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文化中生存和活动并参与文化的创造的。人类生活的基础不是自然的安排，而是文化形成的形式和习惯。一次偶然的机会，李城外在新版《咸宁市记》“大事记”上读到“文革”中期的一条记载：“文化部到咸宁向阳湖创建‘五七’干校。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和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及其家属6000余人在该校劳动锻炼……” 　　历史的机缘在那个时候就选择了李城外，这是李城外人生的大幸。也就是18年前，我还清晰地记得，鄢元平写过一篇短文《向阳湖中的一尾鱼》，把李城外比喻为“向阳湖中的一尾鱼”，这是一个很形象化的比喻。我想，更为深层的就是，李城外自觉或说是不自觉地承担了向阳湖“文化打捞”的重任。也就是说他自觉或者说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了一个“公共性的知识分子”，担当着作为社会的精神支架存在的责任，同时还承担作为知识和文化的守夜人的角色。李城外以自己锲而不舍的行为对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作了建设性的诠释。它们最大的特点，就是热衷于公共文化和公共生活，向阳湖文化资源也属于“公共性”的文化资源。 　　“公共性与公共知识分子”话题曾是西方文化界的一个重要论题。“公共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最初来源归结于1987年美国学者拉塞尔?雅各比写作的一本名为《最后的知识分子：学院化时代的美国文化》的著作。陈来在《儒家思想传统与公共知识分子―――兼论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性与专业性》一文中细致地梳理了中国传统的儒学思想与当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在观念上的“相近”，指出尽管从直接的意义上看，中国古代没有与现代公共知识分子完全相当的讨论，但这不等于说对于我们今天的公共知识分子讨论，古代思想不能提供任何资源，或者古代思想传统对于当代公共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及自我认同没有影响，情况恰恰相反。 　　李城外正是在“公共知识分子”缺失的大背景下，也就是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自觉或说不自觉地承担了“知识分子公共性”这一道义，凭借知识分子所特有的批判性和反思精神，最终获得重新建构公共性的可能。在当代中国，这样一种从特殊到走向普遍的公共知识分子不仅仅是一个观念形态的理想类型，在公共生活空间和互联网空间，他们正在出现，而且越来越活跃。民间与公共空间连接起来，网络成为启蒙运动的主阵地，让更多的人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也让更多的人成为受众，并赋予超越的批判性意义。在整体话语的废墟上，新的一代公共知识分子凤凰涅?，走向新生，这也是时代文明和社会进步的一个明显症候。 　　三 　　在现代社会，无论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还是文化资本，因社会利益交换机制的存在，逻辑上都可以相互转化。因此，拥有文化资本的知识分子，既可以去当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