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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沟”研究综述及其政治意义评析 摘要：“知沟”假设提出将近四十年，已有颇多的研究成果，近年“知沟”的相关理论特别是“数字鸿沟”在我国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目前中国存在严重的社会阶层分化现象，“知沟”假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研究主要针对有关“知沟”假设的理论发展、政治意义进行综述性研究，并对缩小“知沟”提出建议，希望对今后的“知沟”理论研究有所裨益。 关键词：知沟 政治意义 评析 一、从“知沟”到“数字鸿沟” （一）知沟假设的提出 “知沟”假设的研究起源于上世纪60年代的美国。当时要求实现教育平等机会的社会呼声高涨，美国政府为实现教育机会平等，为贫困家庭的学龄前儿童提供更多的知识，而特别开设了儿童节目《芝麻街》。但传播效果调查却表明，该节目在社会地位较低的群体中并没有起到太大的作用，而社会地位较高的群体却因此获益颇多，从而加剧了社会不平等。在大众传播中的这种现象，让明尼苏达小组产生了兴趣。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传播学学者蒂奇纳（P.J.Tichenor）、多诺霍（G.A.Donohue）和奥里恩(C.N.Olien)（又称为“明尼苏达小组”）在1970年发表的《大众传播流动和知识差别的增长》（Mass Media;Flow;and Differential;Growth in Knowledge）一文中正式提出“知沟”。该小组对“知沟”假设的阐述是：“当大众媒介信息在一个社会系统中的流通不断增加时，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将比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以更快的速度获取信息，因此，这两类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将呈扩大而非缩小之趋”。 明尼苏达小组对“美国舆论研究所”在1949年到1965年收集的关于人造卫星、人类能否登上月球、吸烟与癌症的关系这三方面的资料进行了分析，并从“时间趋势”分析和“特定时间”分析两个角度的实证数据的分析中证实了他们对“知沟”假设的阐述。 1975年明尼苏达小组完善和修正了原来的假设，发表论文《大众媒介和“知沟”：对假设的再思考》（Mass media and the konwledge;gap;hypothesis;reconsidered）。他们认为，在议题重要性强、冲突严重和社区人口同质化程度高的情况下，议题的显著性容易引发人际传播，而且同质社区可选择的媒介少，结果造成知沟缩小；当议题的显著性和冲突性较小，而且社区复杂性、差异性大，多元化程度高时，知沟将呈现扩大之势。 （二）“知沟”假设的发展 在美国，对“知沟”的研究通常划分为两个阶段。1970-1975年为第一阶段，1975年以后被成为“知沟”假设的修正阶段。在假设提出之后，有些实证研究无法支持该假设，并对“知沟”假设的普遍性进行质疑。1977年艾玛特和克莱（James S. Ettema F. Gerald Kline）从微观层面探讨“知沟”的成因，运用认知心理学理论，在《缺陷、差异与上限：理解“知沟”的制约性条件》中提出“上限效果”（ceilingeffect）假说：个人对特定知识的追求并不是无止境的，达到某一上限后，知识量的增加就会减速乃至停止下来。 艾玛特等人将“知沟”假设修正如下：当社会系统中大众媒介信息流通日益增加时，有动机获取信息和信息对他们有用的那部分人比起那些没有动机或信息对他们没有用的那部分人，将以更快的速度获取这些信息，因此这两部分人的知识差距呈现扩大而非缩小之势。 此后，研究者对“知沟”进行考察时，将一系列个体层面的变量纳入研究范围之内。 1980年美国学者的德温提出了“受众中心论”对明尼苏达小组的经典“知沟”假设提出了批判。当时美国传播学研究正从“以传者为中心”向“以受众为中心”的转型分析中。德温在《传播沟与不平等：走向新概念》(Communication;Gaps;and;Inequities:;Moving;Reconceptualization)一文中强调了个体情境在媒介效果研究中的重要性。图恩伯格（Thunberg）等人研究发现，“知沟”随着特权较少（less privileged）群体“赶上”特权较多群体(privileged)而逐渐弥合。 在对“知沟”研究的过程中，许多学者逐渐把社会地位差异的“知沟”假设与个体动机差异的“知沟”假设结合起来讨论。芬兰学者艾莉娜?索米嫩（Elina Suominen）在1976年发表的文章《谁需要信息、为什么》（Who Need Information and Why）中提出了“客观信息需求”和“主观信息需求”两个概念。她认为，越是客观信息欠缺的低 SES人群，其主观信息需求越低。 瑞典学者诺瓦克（Kejll Nowak）在《从信息沟到传播潜力》（From Information Gaps;to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