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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主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关于民主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的日趋国际化，中国社会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这些变化必然要求转变政府职能，从过去无所不包的万能政府转变成公共事务高效、廉洁的协调管理者和社会公正与秩序的维护者，这就需要进行政治民主化的体制改革。尽管这种改革已经提过多次，理论界对一般民主理论也进行过相当的讨论，但这些讨论并未深入，而且长期停留在原则阐述上，却较少对具体制度与可操作层面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任何一种民主制度都不可能仅停留在一般抽象理论的层面便可变成现实，今天政治学需要以具体问题研究入手，一步步地推进中国的民主建设。 　　政治民主先于经济和文化民主 　　民主的形式问题曾经是政治学界争论的热点之一。一些新左派学者鼓吹直接民主，但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可行性研究。他们认为，要清除市场经济的弊端，解决社会不公问题，就要发展民主，特别是直接民主。针对人们对于法国大革命和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负面效应的反思，他们认为革命本身没有错，今天应该挖掘其中的制度创新，并认为发展基层的直接民主更合乎中国的国情，并且必将推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此外，新左派还论述了民主不只是政治民主，还包括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崔之元在《二十一世纪》和《读书》等杂志上多次发表文章，系统阐述了所谓经济民主的思想，他称经济民主包括两层含义：在宏观上是将现代民主国家的理论原则（即人民主权）贯彻到经济领域，使各项经济制度安排依据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建立和调整；在微观上指的是促进企业内部贯彻后福特主义的民主管理，依靠劳动者的创造性来达到经济效率的提高。至于文化民主，张颐武是其主要倡导者之一，但对其内涵阐述得空洞无物。其文化民主意在抵制西方的文化霸权，倡导文化多元发展，他与不少后现代派一起抨击现代性，把启蒙主义当作过时的原则，指出中国的文化精英如像８０年代那样继续追求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性话语，坚持对民众进行启蒙和引导，那就恰恰显示了与西方的文化霸权之间的不可分割的同构与共生关系，具有异常强烈的臣属的特征，表现出最为充分的后殖民性。 　 　　中国的自由民主主义者对新左派的上述民主观进行了分析评论。他们认为新左派所主张的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高调的民主，与其基调上的乌托邦性质基本一致。事实上，卢梭式的人民主权的高调从来就没有实现，反倒是那些打着人民主权的旗号出现的政权经常走到了多数人暴政的极端，或者如纳粹德国，其执政者都以人民主权和广泛的民主为口号，但形新专制之实。问题在于民主的制度保障，民主不能排斥公民的基本自由权，民主需要宪政主义的制度约束，需要实行分权、权力制衡和法治。而新左派对所有这些被文明世界的政治实践反复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制度保障基本不提，只是把眼睛盯在高调的直接民主或全民民主上，因而并未走出民粹主义的大民主的怪圈。 　　至于所谓的经济民主和文化民主，新左派无论是在宏观还是微观上的论证都带有明显的乌托邦性质。要求把人民主权的理论贯彻到经济领域不仅在目前中国的条件下不可行，就是在最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因为西方的经济民主能达到的仍然是进入市场的自由（即财产权的平等保护）和股份的社会化，而不可能让所有人都在经济活动中有同等的发言权或决定权（这种经济大民主即使在所谓的纯粹计划经济时代也只是个幻想，包括鞍钢宪法所做的表面文章）。也不能把经济民主简单地理解为微观层面的工人参与管理，而是需要综合的改革，包括所有权的非官僚化（即民营化和社会化），培养优秀的企业家，给企业以充分的自主权进入市场竞争，摆脱各种官僚的行政干预。而工人参加管理是企业管理本身的一个环节，但不应对其重要性强调太高。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的最大差别在于前者可以扩大到一人一票的平等投票权（但这也已经是其能够发挥的极致，却不能达到人人完全平等的决策参与权），而后者却连这种平等投票权都难以办到，至多是按照股份的多寡来投票。因为经济领域中的完全平权有可能导致平均主义，导致扼杀能人和妨碍自由竞争的恶果，最终牺牲社会的总体效率。当然，经济民主能够做到的是通过公共政策和财政手段进行收入再分配，使得竞争中的弱者和不幸者有所补偿，但他们也不可能拥有与强者同样的财富和决策权。而官员腐败和社会不公的解决主要不是靠经济领域本身的大民主，而是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即对政府官员和所有公共部门的民主监督，由充分反映民意和利益的代议机构制约政府行为。 　　文化民主是比所谓的经济大民主还要空洞虚幻的东西，其提倡者大多是些打着后现代旗号的浪漫主义的文艺批评家或激进的文学研究者。他们以反对文化霸权为由而提倡文化民主，但经常出现概念上的混乱。究竟什么是文化民主？如果是指像政治上平等投票权那样让每个人平等参与文化创造，那可能吗？抑或如极左路线时期的群众文艺，让阳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