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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差异与政治反对2行政论文范文大全 制度差异与政治反对 二、民主社会中政治反对的限度 　　冲突（反对）与一致（共识）可谓是政治社会中最基本的辩证关系。前文已经指出，与专制政体不同，民主中的共识是经由受到宪法保护的政治反对而达成的。这个共识就是一种允许对政权进行和平博弈，允许在野党维护执政党的决策，允许执政党承认在野党的权利的政治系统（李普塞特，1997，第1页）。显然，另一方面，这个共识规定了政治反对的限度。对政治反对不加限定往往是政治体制不稳定的根源之一。民主制度下的政治反对是一种有制度化限度的、有利于促成社会一致性的冲突类型，它既使社会免受雇布斯式自然状态之苦，又使人民免遭利维坦的压迫。 　　从本质上说，民主政体对政治反对所加的限定是政治体系自身发展的结果，是统治者－反对派反复博弈的结局。回顾近现代国家民主化的进程，今已建立了稳定民主秩序的西欧诸国，在整个18世纪以至19世纪的上半叶，作为主要政治反对派的工人阶级政党还不屑于以议会斗争方式反对资产阶级，而是更倾向极端的暴力形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了民主制度的一些欠发达国家，比如亚洲的巴基斯坦、非洲的大多数新兴民主国家，统治者与反对派都不情愿遵守民主竞争规则，反对派一般选择能最有效取得政权的反对手段。之所以如此，是由于这些国家里统治者－反对派斗争模式还没有演化到足以达成民主共识的地步。罗伯特．艾克斯罗德（1996）以博弈论模型从理论上模拟了从没有集权的利己主义者中产生合作的过程，合作策略是对以牙还牙策略的取代，是自利的冲突双方为避免冲突导致的更大损失，通过交易（回报）而达成的冲突相对缓和状态。民主的实质就是这样，它以相互反对为动力和出发点，但在总体上却体现为一种合作机制。这个合作机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对反对行为作出限制性约定。由于这个合作机制还包括政党竞争及轮流执政方面的内容，执政党与反对党的角色是变化的，没有永远的反对派，所以对反对派角色不利的规定是各种政治力量都能接受的。 　　民主政治中反对行为受到的内在限制是与中产阶级的崛起相联系的。虽然中产阶级在特定社会环境中也可能成为反民主的因素（李普塞特，1997，第五章；享廷顿，1998，76页），但政治学家们普遍同意强大的中产阶级是民主的必要条件。中产阶级具有与其稳定收入和充裕的财富相适应的人际间相互信任、生活满足感和凭能力竞争的性格，他们能在现存的交易制度中获得一份利益，虽然可能对自己所得的份额有所不满，但不会与制度绝裂，因为那就意味着一切要从头开始，因此，他们倾向于改良的变革观。由于他们对现存制度的这种妥协性，充满革命激情的毛泽东把他们不无蔑视地称为小资产阶级。中产阶级要从维持现状中获益，所以他们不会赞同极端主义政治势力，市场经济的发展又将他们造就成为社会的大多数，这促使政治党派为了取得他们的选票而不得不选择一种调和性的、中庸的路线，即遵从中位投票规律。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成了民主社会中的政治中轴线，政治党派都朝此靠拢，这表现在他们的关系上就是相互反对的程度受到制约，政治斗争从按照敌我两分法的你死我活模式向同一原则基础（符合中产阶级要求）上的有限竞争模式演变。 　　政治体制所处的社会因素也对反对行为施加某种限制。反对行为不仅为人的政治理性及其经济利益决定，而且也受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凡是认知理性，都存在偏执，没有宗教、道德等非理性系统的调节，理性专断的社会将是缺乏宽容的。所以民主理论家一般都注重考察社会的民情因素。比如，括克维尔高度评价宗教对美国民主的积极作用，他说：法律虽然允许美国人自行决定一切，但宗教却阻止他们想入非非，并禁止他们恣意妄为（1993，第339页）。广泛的意识形态因素为特定社会中的人们提供同质性的基础，使他们对同一问题产生相同或近似的看法，限制了反对，降低了政治中的交易成本。一个拥有文化同质性的国家比文化差异性较大的国家的政治反对程度很可能要小，而且更不可能是分裂性的、难以调和的冲突。 　　现代民主招致的一个主要的批评是它纵容过分的、无原则的反对行为。当反对成为平庸的个体面临自由而又无能进行真正的选择时习惯性的作法时，它就可能降低社会必需的权威水平。享廷顿考察了美国1960年代的民主浪潮对现存权威制度的全面挑战后得出的结论多少令人有些吃惊：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节制（1989，第100页）。他与另两位著名民主理论家法国的克罗齐和日本的绵贯让治共同认为在西方民主的发展使政治反对普遍化，相互冲突的目标和特殊利益接踵而来，致使很难形成权威性意见即共同目标，民主政治变成了维护各种利益冲突的场所，而不是建设共同目标的一个步骤，因而，当今民主社会所缺乏的并不是对民主准则的一致同意，而是一种目的感，也就是说，通过遵循民主准则应该达到什么目的（同上，第139－140页）。其实，这种无目的性民